新时代 | 探究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多维面貌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性的热点课题，深受各国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量级考古项目的持续推进，学术界深刻认识到，应将最新重大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揭示更加真实的中华早期文明和国家的面貌，从而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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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成果揭示演变进程
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已经成为每一位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徐义华表示，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文明之一，也是持续性最为显著的文明，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对于认识人类文明起源模式、国家发展模式以及世界古代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1世纪以来，一些代表性考古遗址的发掘成果不断面世，丰富了学界对中华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认识。近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基地承办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任会斌表示，目前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脉络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原因、过程、特点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实证，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理论和道路，极大程度上“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遗址是探索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从1978年始，46年的陶寺考古与研究表明，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一个“亮点”，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陶寺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聚焦点”，陶寺是今日中国延绵发展而来的重要“初始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表示，陶寺考古成果复原了历史文献所载的最初的“中国”国家形态。“陶寺模式”突出体现在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的产生与形成，如农业长足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催生阶级社会；手工业显著进步，出现时代性的“尖端技术与核心技术”；人口增加并集中发展成区域性都邑促进了早期城市的形成。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认为，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从仰韶时代中期到二里头时代，经历了从“原始社会”至“酋邦”形态，再至“联邦”形态，最后成熟于“王权”形态的发展过程。河南大学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张立东从思想史意义上考察作为观念的“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认为“中国”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思想史问题，是地理观念中的一个命题。有文献记载的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应该在陶唐氏之地，即晋南地区。至夏代，“天下之中”转移到了位于嵩山南北的河南登封一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赵春青结合严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最早应出现在庙底沟文化时期，那时已出现较明显的文化中心区、边缘区和影响区。早期文明中的夷夏关系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程的重要议题。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燕生东认为，海岱地区表现为连续和稳定的文明化进程。公元前2300年前后，海岱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首次形成“夷夏东西”对峙格局，延续整个夏代至商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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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考古与文献相结合
中华早期文明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还有许多谜题需要破解。任会斌提出，对古代文明特别是传世文献稀缺的上古文明的研究，需要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文献学）“双轮驱动”、相互融合，不仅是材料互补，更是伴随思维方式的更新。徐义华认为，在上古史研究领域，考古学重实证性，历史学强调根据史料构建起合理的历史认识系统。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虽有差异，但有着相同的目的，都希望构建一个可信的上古史系统。陶寺就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的最佳案例之一，既符合文献中尧都平阳的记载，又有王都级别遗址等考古重大发现的支撑。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勇将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以五帝时期的纪年考证为依据，对“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命题进行了反思。关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双槐树遗址性质的判断，从断代分析来看，将该遗址定性为黄帝时代都邑这一观点是存疑的。2021年，清华简《五纪》篇一经发布，其中“黄帝有子曰蚩尤”的记载就引发学界热烈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国辉从蚩尤的族属问题入手给出解释。他认为，蚩尤应是炎帝族人，而黄帝族与炎帝族为世代姻亲，这句记载或是上古时期行辈型亲属称谓制在后世的一种孑遗记忆。
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之外，学界对殷代的礼制与殷周鼎革历史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考古方面的发现。2021年殷墟王陵及周边区域的发掘成果，为考察殷商至西周初期的政治变迁提供了有力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何毓灵基于对王陵的始建与废弃年代、祭祀坑年代以及与国王陵墓相关的王后陵墓问题的梳理认为，殷商王陵制度发端时期是武丁时期重大政治举措的一部分。殷墟王陵在周革殷命之际走向终结，与周革殷命的政治策略有关。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宁镇疆将清华简《厚父》篇与以往出土及传世文献相结合，从中发现这些材料在谈到相关政治发生学或曰“政府”的主要特征内容时，往往突出强调这些政治角色在“治理”和“服务”两个方面的公共职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乃和注意到新近发现的豳公盨铭文是一篇周人引古述今的三代早期王朝国家的“生成论”表述，揭示了夏商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是一种“以封建制为中心建构”的王朝国家模式，是本土早期国家生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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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明理论探索
当前，考古学界从经济、社会、观念等不同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呈现了中国上古信史的多维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相龙立足生业经济视角探讨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兴起。他认为，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生业经济方面出现对外来的物种和技术的本土化进程，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重视这一时期中国出现内部政权长期互动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系统。谈到上古时期先民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王青提出了神灵考古的视角对于早期中国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盛行交感巫术，信仰万物有灵，这种原始神秘、不受逻辑规律支配的思维方式，造就了早期中国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
从政治文化来看，央地关系是考察国家形成的重要视角。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提出，二里头时期中原地区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央地关系，而陶寺文化是否出现明确的央地关系的问题还有待讨论。
基于对中国特色文明起源进程的认知不断丰富，学者们对文明理论的建构也提出反思与新的理解。徐义华认为，文明应指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以认知为依据和主导构建起来的社会形态。通过对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起源神话的分析，为文明起源模式的互鉴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李玲玲也注意到，近年来有关文明探源命题的研究，对社会结构和文明机理、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的探讨愈发深入。这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交流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助于在知识体系的全面构建上产生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