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壮志未酬 反中加剧两岸分歧

前副总统连战出版《连战回忆录》，全套45万多字，他对两岸关系提出建议，认为「两岸应该推动政治对话、追求最终和平」。（本报资料照片）

（天下文化提供）

我任内推动「境外转运中心」计划，在中共善意的回应下，两岸航运团体终于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在香港会晤，随后两岸货轮开始在厦门、福州与高雄港、基隆港间扬帆，这未尝不是两岸打破隔阂的一大突破。在空运部分，我也核定可与澳门当局进行航权谈判，同意澳门航空以原班机、更改航班方式续飞北京，这可以说是在国统纲领尚未达到中程阶段无法达到开放直航前的弹性变通办法。

当时我们大胆采取「不通关不入境」方式，将大陆地区输往第三地区或第三地区输往大陆地区货物，在境外转运中心转运，这是当年尚未直航前的实验性做法，同时也有利两岸经贸往来。在我任内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九日开始启动境外转运中心，单以九十七年六月至九十八年五月，这一年的统计，每月转运平均成长率百分之十，由于境外转运中心一年装卸吞吐量已超过二十万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二十呎标准货柜），使得高雄港务局一九九七年全年吞吐量大幅增长至五百六十九万TEU，居世界第三大货柜港，因此境外转运中心对于高雄港的成长发挥了正面的功能。

原本我也具体指示可以台中港暨清泉岗机场做为海运与空运的先驱规划地区，但可惜后来受到「戒急用忍」政策影响，此一论调担心我们的人才与资金被大陆吸光，台湾产业将空洞化，经济部被要求订定一套管制两岸经贸发展的措施，凡是五千万以上的案件一律喊卡，而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推动的都是大案，因而亚太营运中心未能竟其功，可说是其来有自。假如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当时顺利推动，台湾的经济何以会丧失原来亚洲四小龙的龙头地位？而今日邻邦韩国、日本的经济地位亦当已为我们所取代了。

亚太营运中心的挫败，我内心是相当的不舍与难过，我难过的不是这项我们念兹在兹、不断阐释宣导将使国家经济体质脱胎换骨的重大政策或施政中心的挫败，对个人政绩或仕途将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因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但微不足道，而且都是过眼云烟、无处可寻，何况推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除了前面所说的成果之外，单以六个营运中心制造的商机就已经很多了，增加国内外投资三千八百多亿元，绝不是一败涂地。我们难过的是，当年向全民许诺的愿景：「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经济成长率维持在百分之六点五左右，国民平均所得达到两万美元，而进入已开发国家行列」迄今落差仍大，不知何时可以实现。我们尤其不舍的是，这对于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共同的福祉与未来之影响是至深且巨。

我深切了解，亚太营运中心是今后解决台湾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及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就提升经济而言，这也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路。然而我们未能把握这个契机，况又「时难得而易失」，驯致至今问题犹在。

亚太营运中心的停摆，使得两岸的经贸合作大受打击，加上近年两岸情势倒退与大陆经济崛起，高雄港已经退居到世界排名第十五名，反观大陆的上海的洋山港已跃居世界排名之首，而深圳、宁波（舟山港）、香港、广州、青岛、天津等港都已进入名列世界十大排名，十大排名大陆港口就占了七席。此外桃园航空城计划，到今天还是进展缓慢，两岸经济比较，我们自己受到意识型态捆绑，彼长我消，岂不令人摇头遗憾！这就是政策锁国之害！我也为行政院长任内未能顺利推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造成胎死腹中感到痛心扼腕。

而后八年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倒退，两岸经济合作可说是错失宝贵的时机。虽然二○○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总统任内八年，两岸的经济合作重新走回当年我所规划的两岸双赢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构想，甚至推动了两岸直航三通、实现当年我们考虑放宽台湾境外金融中心与大陆金融机构业务往来的构想。但毕竟时机已经耽误甚久，大陆经济已经飞跃成长，两岸经济量体差距愈来愈大。

美丽壮观的一○一大厦，原设计为亚太营运中心的金融中心，我个人也为它的土地取得、规划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仍要为它的原始目标继续努力！等到二○一六年民进党再次执政，二○二○年蔡政府因操作香港反送中议题，台湾社会充斥反中、仇中氛围，而在选举得利，两岸分歧加剧，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两岸形同封锁，合作机会大为流失，这不仅是台湾的经济灾难，更是两岸人民的损失，台湾的受害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