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哥大合作 在台采集口述历史

传记文学第749期《郭廷以与唐德刚的师生情谊》

无独有偶，郭廷以也预见到了口述史潜在的独特学术价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其与朱家骅拟定《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草案》之时，口述史研究计划赫然在列。近史所成立初期，人力、物力极感不足，许多基础史料尚待整理，口述史计划被迫一再稽延。不过，郭廷以并未将之束之高阁，不断寻找时机重新启动。鉴于「中华民国立国已将半个世纪，迄今尚缺乏一部忠实完整的历史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如能为每位重要人物留下一份详尽的传记记录，互相对照之下，可以解决若干历史问题，澄清若干历史真相」。

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之下，台湾白色恐怖盛行，人人噤若寒蝉，稍有不慎即可能身陷囹圄、朝不保夕。鉴于纯粹客观的民国史撰述尚非其时，郭廷以坚持从最基本的史料编纂出发，「民国史研究此时此地确有其必要与便利之处，不过亦有若干顾忌，目前只好从事于有关资料之搜集」。一九五九年前后，郭廷以将四年前草拟的口述史访谈计划重新检出，征得胡适同意之后，决定将之付诸实施。他首先邀请沈云龙出山，请其全盘主持口述采访工作，延聘谢文孙、贾廷诗为记录员，拟定首批访问名单七人，并设宴款待之。同年十二月，胡适致函唐德刚，明确告以近史所口述历史计划进展详情，请其代为转告韦慕庭，「将来我们这边若有好成绩，也许可以同Columbia的Oral History合作」。

与近史所开展学术合作，韦氏早有此议。郭廷以首次造访纽约之时，韦慕庭虽与之交换合作意向，然尚未完全下定决心，双方仅就史料交换、资讯沟通达成口头合作协议。当近史所开启口述史采访之后，韦慕庭深感此为双方开展合作之最佳时机。他在致胡适信中如是写道：「听说您正在台湾领导口述史工作，我个人极感兴趣。……我们应努力找到一种方式使哥大口述历史计划与您及郭教授领导的口述史计划开展密切合作。若您有进一步建议，敬请随时赐示。待您下次再来纽约之时，我们再详商具体合作办法」。历经多次反复接洽，近史所与东亚研究所在一九六○年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总计九千美金的补助协议。正是在这笔基金资助之下，近史所的口述采访渐入正轨。截止到一九六三年，计有三十九人的回忆被记录在案。字数长短不一，少则一千，多达二十余万言。

在动乱历史年代中，知识份子的个人命运犹如一根随风摇摆的浮萍，被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裹挟向前。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岳南以「南渡北归」称之。实际上，在「南渡北归」之外，尚有不少政治文化精英流落异域。清季民国以降，不少菁菁学子乘桴浮于海，求学于域外，在异国他乡播植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他们而言，能否顺利融入美国异质文化圈，非但与自身努力密切攸关，也与主流学术界接纳与否不无关联。其中，杨联升、余英时、何炳棣、唐德刚、邓嗣禹、钱存训、黄仁宇等史家皆为个中典型。

这批华裔史家之中，既有在美国学术界位列核心圈层者，亦不乏迟迟未能融入主流学术界的边缘人。前者以余英时、何炳棣为最，后者以黄仁宇与唐德刚为代表。华裔学者意欲在美国顶尖学府谋得终身教职，诚非易事。纵使是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及经济学家何廉，虽已在华文世界闻名遐迩，但在美国仍不免偶生客居异乡之感。

正是饱尝在异国生活之艰辛，唐德刚的家国情怀始终萦绕于胸，尝言：「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体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谜团，终未忘情，总是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因对数千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为了唤起留美中国学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增强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联系，唐德刚与周策纵等人合力创办《海外论坛》杂志及白马诗社，为赓续中国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三之三；摘自《传记文学》2024年十月7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