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园林品味古人的诗与远方

园林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榭,无不诠释着主人文心与修养

陆纾文

作为进博会主要拓展区,位于上海青浦朱家角,承接着不断放大的溢出效应,努力打造国家级5A景区。

朱家角,旧称“珠里”,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又是上海近代工商重镇。若从这个角度来品味镇上的百年植园人们会蓦然发现,看似一样的白墙黛瓦,其实是有别于其他江南园林的——“课”所代表的学习、诚信、人文与“植”所代表的实践、财富、实业,在这里尽情相拥。

作为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江南园林在其漫长的发展中既延续了风雅质朴的共性,又发展出地方风格的差异。身处园林,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亭台楼阁、山水花草,还有中国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

江南文人园林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古代士大夫对退隐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向往

始建于1912年的朱家角第一庄园——课植园,至今走过百年。这座园子位于朱家角镇西井街109号,因其宅主姓马,又得名“马家花园”。到过课植园的游客,大抵都会对一块书有“马到成功”的马头状太湖石记忆犹新。将这样一块石头置于马家花园,彩头好,还点题。殊不知它只是开发课植园之人的好心臆测,反倒成了园中的突兀之处,更是对江南园林文化的误读。因为同大多数文人园林的主人一样,“马到成功”绝非宅主马文卿的志向。

江南私家园林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从汉末大乱到隋文帝统一中原的三四百年间,返归自然的道家思想重获重视,特别是庄子无为浪漫、逍遥优游的隐士生活方式,成为士人们争相仿效的对象。他们热衷于在山水间静思默想,清谈玄理,以无为隐逸为清高。东晋南渡之后,中原士族迁移江南,江浙一带的秀丽山水使他们向往自然的审美理想迅速得到满足,于是出现了私家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的盛况。可以说,江南文人园林之所以能在当时蓬勃发展起来,有士大夫对游居结合的理想生活的钟爱,也有对退隐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向往。

历史上的苏州,似乎永远是失意文人与归隐官员的天堂。位于城南三元坊附近的沧浪亭,是现存苏州古典园林中历史最悠久的园林之一。北宋庆历年间,著名文人苏舜钦被朝廷削职,举家南迁,以四万贯钱购得此处遗业,因爱其 “崇阜广水,草树郁然”,有别于城中其他地方的景致,于是取《楚辞·渔夫》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名之为沧浪亭园内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同外部水体的连接部分,复廊和渡桥而入的巧思既成全了园内借水成景的愿望,又隔绝了河对岸城市的喧嚣,将园主人当年“大隐隐于市”的避世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州城内另一古典园林“曲园”,是清末著名学者、朴学大师俞樾在大学士潘世恩故宅“躬后堂”废地上建造的宅园。咸丰五年,俞樾因被御史弹劾所出考题有割裂经义之嫌,罢官回乡。此后,正当年富的俞樾一心读书治学,以教育著书为生,终身不再仕。同治十三年,俞樾在李鸿章等人的资助下建造宅园,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栽花种竹,构筑小园,名为“曲园”,乃取老子“曲则全”之意。他自号曲园老人,对宅园多有题咏,其中一首诗写道:“园中一曲柳千条,但觉扶疏绿荫绕;为惜明月无可坐,故于水面强为桥。平铺石板俨成路,俯倚红栏刚及腰;处置梯桄通小阁,差堪布席置茶铫。”俞樾建造曲园的初衷和构想,由此可见。

苏州之外,位于扬州古城东南的何园,乃园主人何芷舠在壮年辞官后斥巨资所建。进入何园大门,花木丛中迎面一道云墙,上有何芷舠自书匾额“寄啸山庄”,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依南窗以寄傲” “登东皋以舒啸”的诗句。上海嘉定,秋霞圃内的山景湖石“南山”取自东晋陶渊明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北边的“桃花潭”源自《桃花源记》,可见当年园主人对陶渊明高风亮节之仰慕。环桃花潭的建筑中,“池上草堂”为园主人赏荷读书之所。《池上篇》和《草堂记》同为唐代白居易的晚年作品,寄托了诗人退隐息躬的情怀。

回看课植园,马文卿将园名定为“课植”,乃寓“课读之余,不忘耕植”之意。晚年的马文卿以 “农圃者”自居,为耕植亲力亲为,最终其实是以庄园式园林为载体,回归一种自然、澄澈与安宁的生活。马文卿这种对退隐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向往,与江南各地的园林主人别无二致。

遍布江南各地的文人园林,无不凝聚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结晶

俗语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两地之所以被视作“天堂”,主要得益于园林风景之美。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并留下珍贵的诗篇画卷,前者如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后者如绘画大师文徵明的《拙政园景图》。可以说,凡是名垂中国艺术史册的书画家、文学家、诗人,都与园林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传统的文化发达之地,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人才辈出。那些满腹经纶、致仕而归的官僚,屡考不中而转行经商的儒贾,以及在穷困潦倒之际摆弄花石以遣情怀的落拓文人,或凿池堆山,或莳花植木,为后世留下了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园林。它们被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清谈读书、觞咏娱情的美好环境。于是,以自然山水为楷模,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之题名、匾额、楹联的文人园林应运而生。

名列“中国四大名园”的苏州拙政园,其园名取自晋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中的“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园中有一处“与谁同坐轩”,引用的是苏东坡的诗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其西南是“留听阁”,取自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园中主厅“远香堂”和它面前的荷花池,所用的是周敦颐《爱莲者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典故。小沧浪水院原是园主人读书之处,阁外步柱上“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挂联取自《楚辞·渔夫》,更是园主人心情的奥曲流露。

与拙政园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网师园,中有一处“月到风来亭”,取自唐代韩愈诗 “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竹外一枝轩”取苏东坡“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的诗意,将竹枝与春水直接联系了起来。“小山丛桂轩”则引用北魏诗人廋信《枯树赋》中“小山则丛桂留人”之意,有着迎接宾客,款留友人共赏美景的寓意。著名园林家陈从周就曾盛赞网师园 “清新有韵味,以文学作品拟之,正如北宋晏几道小山词之‘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然而,有“书卷气”的何止于一处网师园,一座姑苏城?遍布江南的文人园林,无不凝聚着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结晶。无锡有寄畅园,常熟有燕园,泰州有乔园,南京有瞻园,更不论与苏州平分秋色的扬州,个园、何园、小盘谷各有千秋。到了沪上古镇朱家角,一曲《牡丹亭》更是让课植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平添几分韵味。每到日落时分,四百年前的音韵故事会在荷塘月色的江南园林中铺展开来,好生悠扬。莲池深处,春香伴着丽娘踏着细步、舞着曳地戏服的长长水袖缓缓而来,看那园中春花盛开,喜形于色。

江南园林各异其趣,讲究中西贯通的课植园暗合20世纪初上海社会形态的嬗变

作为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文人园林有别于包罗万象的帝王花园和耀府争胜的贵族府第,亦有别于堆砌雕镂的商贾花园和栽花点石的百姓庭院。在主人的思想境界与园林的诗意文心等共通点之外,江南园林同样也存在着地方风格上的差异。虽造园之意相仿,功能要求趋同,但由于因地制宜,心裁别出,各地的园林建筑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与风貌

江南各处的古典私家园林,以苏州和扬州两地为代表。前者属江南水乡,气候温润,其园林与建筑总是显得婉约精致,园林中特别注意水景的处理,给人以柔和清丽的印象。后者位于江北,却又不属于北方,建筑风貌上既有北方之雄健,又不乏南方之秀丽。

从规模上看,扬州园林中的假山比较高大,厅堂也相对敞宽。苏州园林中主要厅堂一般面阔三间,而扬州何园的蝴蝶厅和个园的抱山楼都有七间之多。从风格上看,扬州园林的主人以富商居多,为同官府往来在建造时追求豪华,常有炫富之意。苏州园林的主人多为退隐官僚,在建筑和布景上不论富华,但求风雅。总的来看,扬州园林显得大气而疏朗,苏州园林则委婉而精致。有人说扬州园林像唐诗,苏州园林像宋词。这或许也与城市的文风习俗相关,就如同“扬州八怪”和“吴门画派”,各异其趣。

上海的文人园林虽不及苏州、扬州这般久负盛名,但位于城隍庙的豫园、南翔镇的古猗园、朱家角的课植园等,同样是江南园林中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其中课植园尤以中西合璧的特点,暗合了20世纪初上海社会形态的嬗变。

1912年始建课植园时,马文卿58岁。一座园,他建了15年,不紧不慢。为造课植园,马文卿曾游遍江南园林,每见一处胜景,均不愿放过,遂命工匠加以仿制,似乎建园过程,也是一种把玩。荷花池上一座九曲桥是仿上海豫园而建的;藕香阁与水月榭之间的一座亭子仿苏州狮子林而建;迎宾厅南侧一条长约20多米的碑廊,让人疑心到了孤山;甚至石库门建筑的门楣也为一座楼阁所用。

相传课植园占地96亩,植园占去三分之二,后来课园喧宾夺了主,植园只留下极小的一部分。以现存较为完整的课园部分而言,厅堂区较为忠实中国传统设计布局,而园林区则自由得多,随处可见中式与西式的混搭。据说厅堂区先于园林区而建,由保守到开放,建筑风格之变也是宅主思想之变。那正是风云变幻的年月,西学教育冲击着国学传统。

马文卿到底是清末遗少,最先建造的课植园厅堂区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着中国古典建筑的森严庄重:沿中轴线造“一壁三厅三井”,坐西朝东,位于园子前部中央。不过出了第三井,园子竟似换了新天地,无论是西洋的设计结构还是建筑装饰材料皆可“拿来”。园林区中央进深七米的花厅就相当摩登,厅堂应用近代建筑技术取代了传统厅堂的中间步柱,显得格外宽敞明亮;天花板吊了顶,在洁白石膏板面拉出许多精美图案;地面铺的不是传统的粘土方砖,而是从德国进口的五彩花纹水泥地砖;廊柱不用圆柱用方柱,栏板则为几何图案。据说原本厅堂的窗户用的是彩色凸花玻璃,也是从欧洲进口的,只可惜如今“原装”玻璃均已破碎,一块未剩。

课植园中的课园,似乎是中国传统园林必不可缺的部分,真正别出心裁的是植园。如果说藏书楼是课园的点睛之作,那么“耕九余三”堂就是植园的神来之笔,只可惜,它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朱家角的老人们记得,这幢建筑位于园西北面,两层高,用红砖砌成,俗称“红楼”,楼额上刻有“耕九余三”四个字。当时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扎眼与突兀,因为相比藏书楼的中西合璧,“耕九余三”堂是彻头彻尾的西式建筑,而与之毗邻的却是一大片水稻田

稻田旁要一幢漂亮的洋楼干什么?原来,“耕九余三”堂门口曾有九亩水稻田,这里培育的“青角薄稻米”,是当年青浦地区和朱家角盛产的品牌。人们通常认为“耕九余三”针对的是人和地,殊不知商人出身的马文卿追求的是同样“耕九余三”的利润,即科学种田,提高产量,提升品性。拥有中西学养背景的马文卿,有意让课园的“学千悟万”往经学线装书上靠,让植园的“耕九余三”往科学试验田上靠。于是,偌大的课植园便有了两种风格和功能迥异的主题建筑。或许“课与植”在定位之初就不仅仅是传统的“耕读情调”,更暗含了经学与科学的中西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