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殷剑峰:靠数字资本、新能源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国不可能得“日本病”

11月30日至12月1日,“2023搜狐财经年度论坛”在北京举办。

本届论坛汇聚30余位政、商、学界“大咖”,共同回顾与展望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探讨中国经济新动力与产业转型新趋势,聚焦剧变之下企业的破局重生之道。

在11月30日上午的会议中,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殷剑峰带来了题为《如何防治“日本病”》的主题演讲。

殷剑峰表示,“日本病”就是少子化和老龄化导致经济总需求萎缩、通货紧缩,最终成为低欲望、风险规避型社会。

但殷剑峰认为,中国肯定不会得日本病,“日本得‘病’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美国的1/6,所以中国不可能得日本病。”

他表示,“防治日本病”,一是要靠数字资本,二是要靠新能源资本,三是要靠人力资本。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是做经济研究的,从2016年开始研究日本问题,什么叫“日本病”呢?

日本病很简单,就是长期低迷。这个词是1939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汉森在当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提出的,1939年大萧条过去十年了,美国经济规模还没有回到1929年的水平。

什么原因呢?汉森说,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会导致对住房耐用消费品、城市公共设施的需求下降,进而会带来投资的下滑,而投资的下滑会引发失业的上升,经济陷入停滞,没有任何一种自然力量能够将经济增长从低谷中拉出来,这就是长期停滞。

日本病有什么具体症状呢?其一是总需求萎缩。在日本国民总支出的分项中,萎缩最厉害的是资本形成,若将其1995年的值记为100,那么2021年仅为73,几十年时间萎缩了27%;其二是绝对价格效应——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的绝对下跌。一般可以认为,核心CPI在1%以下就是通货紧缩。可以看到日本在1991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核心CPI都在1%以下,甚至是负的。日本的通货紧缩和总需求萎缩是相对应的;其三,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除了绝对价格效应,还有相对价格效应。比较日本PPI中的分项,可以看到,投资品价格萎缩的速度比消费品快,耐用消费品价格萎缩的速度比非耐用消费品快。简单来说,就是资本的相对价格在持续下跌。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简单,生产函数中除了技术以外就是资本和劳动力,没有劳动力,资本就会过剩,资本品价格就会下跌。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1年达峰,劳动人口总数在1995年达峰,总人口达峰是2006年。

那么,在日本几十年的停滞时间里,他们是不是束手待毙了呢?不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位代表人物是1996年上任首相的乔本龙太郎,推行了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改革,要把东京建成和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实际上没有完成。2001年上台的小泉纯一郎又将供给侧改革推到其它领域,包括官僚政治领域。小泉纯一郎的标志性口号是“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复苏”。那么这十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效果如何呢?这是日本相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相对中国和美国衰退最厉害的十年。

小泉纯一郎以后,日本陷入走马灯的换人状态,直到2012年换上安倍晋三,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结构改革。可以看到,广义货币M2/GDP自2001年起持续上升,政府负债/GDP也在持续上升。但是,扩张了几十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没有把经济从停滞中拉出来。

供给侧不行,需求侧也不行,日本的长期停滞看起来就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白血病”。

为什么供求两侧的政策都不行呢?因为日本病的病根子不是简单的人口增长率下滑,而是少子化和老龄化。安倍晋三上台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政策,就是未来五十年要保持日本1亿人口。但根据联合国预测,本世纪中叶就会跌破1亿,老年抚养比会上升到惊人的80%,差不多1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

少子化和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资本过剩。我们知道物质资本包含自然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住宅等,这几类中最容易过剩的是什么?住房,原因是没人。

根据日本内务省的统计,除去东京和大阪,2018年全日本的住房空置率13.6%。我们2019年访问了日本财政部、央行等,觉得东京还是很活跃的,气氛很好,但离开东京的话,日本给我的印象就是安静、干净、没劲,因为没人了。

除了住房过剩以外,资本过剩还体现为高的资本产出比,这是宏观经济学上衡量资本状况和资本产出的指标,即资本/GDP。可以看到,日本在人口陆续达峰以后,资本产出比就持续上涨,说明资本太多了,回报就会很低。

资本过剩是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下面临的首要问题,会进一步导致劳动力过剩——工资下降、失业上升。少子化的过程中,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公司都缺人,所以年轻人都会有工作、工资都会很高,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以2019年为例,日本名义工资差不多只相当于1986年的水平,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73年的水平,也就是说年轻人的工资相当于他们父母辈、爷爷奶奶辈的水平。但是工资低还不是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是失业。可以看到,日本15-24岁、25-3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水平,所以要么没工作,要么有工作但工资很低,这就是躺平的社会。

再来看日本病的机理究竟是如何:首先是少子化、人口负增长、资本过剩。很好理解,一台机器需要一个工人,工人没了,机器就过剩了。其次是投资萎缩。资本过剩了,企业就不投资了。企业都不投资了,还雇那么多工人干嘛呢?雇了人,工资也不可能上升,接下来就是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消费萎靡。投资萎缩、消费萎靡,就会导致总需求萎缩。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总需求萎缩,日本病的症状就出来了——通货紧缩。名义利率一定的情况下,通货紧缩就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借钱的真实成本上升,企业更不会投资。

这些就是人口负增长导致的经济恶性循环,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因为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总需求萎缩,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还生那么多孩子?生育意愿下降,人口负增长,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前面讲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这个根本没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不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需求侧政策失败?按理说私人不消费不投资,政府增加支付可以把经济拉回来。日本几十年的停滞,几十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扩张,为什么?因为总需求政策有效与否最终要看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决定了整个需求政策。

以2021年为例,日本财政支出中43万亿日元是社保支出,其中,养老金福利12万亿,医疗福利12万亿,应对失业率下降的支出只有区区的3万亿。43万亿日元的社保支出,给年轻人生孩子的只有3万亿,年轻人还生什么孩子?不生了。

日本财政支出中,长期居于第二位的是公共工程,就是基建。人口都负增长了,资本都过剩了,还建那么多公共铁路干什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北海道的县长就说过,北海道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道路了,在建的道路全都是“歪门邪道”。

所以这种状况,国外的学者说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还是没有覆盖,负担越来越严重,需求侧政策失败也和这个有关系。

有人说,没有投资、没有消费,可以创新。我见过一些很乐观、很天真的技术派,他们说:“没人没关系,有机器人。”比方说,没有人烤面包可以让机器人去烤,但机器人烤出来的面包让机器人吃吗?

可是为什么没有创新?没人了,社会总体的创新能力必定会下降。老龄化的创新能力一定比年轻人弱。社会总体创新需求取决于人口和平均每个人对创新产品的购买能力。社会总体创新意愿取决于人口和每个人的冒险精神。

日本已经成为低欲望的、风险规避型社会,这一点从日本家庭部门和保险养老金的资产结构就可以看出来。日本家庭部门持有的资产总额中,存款及固收类资产占比高达57%,日本的利率长期以来都是低的,甚至是负利率。在日本保险和养老金的资产结构中,持有的存款以及固收类资产占比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从日本的家庭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风险规避型社会。风险规避型社会,怎么会创新?

中国会得日本病吗?肯定不会,日本得病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美国的1/6,所以中国不可能得日本病。

所以怎么防治日本病呢?首先是Digital Capital,数字资本。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正在面临第三次重大的经济革命:第一次是公元前一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是1760年的工业革命,现在是数字经济革命。数字经济革命是谁领头呢?美国,然后中国紧跟着,数字经济革命的核心技术就是人工智能。

二是新能源资本,如果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还是紧跟着美国,那么在新能源资本领域中,中国是第一,没有第二。中国的新能源产量是排在后面的美国、巴西等加起来的总和还不止。1760年英国引领了工业革命,成为全球的日不落国家,靠的一是核心技术蒸汽机,二是当时的化石能源煤炭,英国的煤炭产量最高可以达到全球的60%。所以在数字经济革命时代,如果中国把人工智能掌握了,同时又有新的能源资本,那么中国的前景远非当年的日本可比。

三是人力资本,以美国作为基准100,日本在人达峰以后人力资本指数是90左右,也就是说,日本退出生产函数的劳动力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每退出1个劳动力的产出损失都很大。而中国的人力资本指数在1970年只有40多,1980年只有50多,意味着中国劳动力退出生产函数的损失较低,这是人口负增长对中国影响没有日本那么大的原因。总人力资本指数等于总人口乘以人力资本,可以看到日本在2000年后总人力资本指数持续下降,因为人力资本缺乏增长,同时总人口减少。如果按照联合国中位数预测,中国直到2029年总人力资本指数都还是上升的,但是,如果人口问题不解决,还是会下降的。

未来怎么办?财政要补贴生育、养育、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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