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六四「國殤之柱」創作者高志活（上）：丹麥雕塑家，半輩子投身中港民主運動

现年70岁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曾以纪念六四为题，创作雕塑作品「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 摄影／习淇奥

编按：2024年6月4日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曾以纪念六四为题，创作雕塑作品「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并且摆放在香港展示。然而随着2019反送中运动后香港局势的紧缩、国安法的施行，不仅国殇之柱被迫撤除，高志活也面临遭香港国安处拘捕的风险。本文是曾在香港担任新闻工作者的习淇奥（笔名），于丹麦进行的高志活专访。

六四屠杀三十五年之际，与台湾一海之隔的香港再无公开悼念可能，剩下只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敏感日子，沉默终于取代每年维多利亚公园内点点烛光。在地球村另一端，却有人在三十五年间与天安门前一代人的命运继续交缠。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创作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雕塑，在九七后香港成为一道悼念六四风景。即使作品未能避过消失于公众眼前命运，但高志活对香港关注丝毫未减，并将国殇之柱转化成民主运动符号，继续与港人同行发声。

国殇之柱在1997年政权移交前竖立于香港，巡回各大专院校展览逾年，最终定于香港大学，成为香港六四悼念的重要象征，直至2021年底校方以国家安全为由，连夜移除于校园为止。在中共以国安之名噤声，加上铲除《苹果日报》等自由派媒体后，华文网络世界现存关于雕塑及高志活的资料，绝大部份仅环绕他与港大及港府官员隔空交锋，至于高志活创作理念以及投身香港民主运动的契机，却少有提及。一段三十五年的历史，仿佛被简化成「高志活」三个字前的称谓，令人好奇到底这位生于北欧的艺术家，最初是如何跟中国拉上关系。

高志活的故事回到1989年，随北京局势在5月底急剧升温并拦截外来资讯，《纽约时报》呼吁全球各地民众，透过传真机向中国境内发送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新闻，突破官方新闻封锁。高志活当时正好在欧洲有相关网络，于是协助发送数以千份传真传递到长城内。

「国殇之柱」在香港社会具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与其团队耗时三年时间，在1997年完成。创作团队在柱子表面刻上64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拥有强烈情绪的人像，以纪念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死难者。 图／美联社

矗立在香港大学校园里近25年、高约8公尺的「国殇之柱」。2021年12月22日遭到无预警拆除，港大校方后来也证实雕像已经拆除，声称是在「考量大学整体利益后」而做出拆除决定。 图／美联社

三十五年前春夏之际，望见天安门广场内大批学生，期盼透过群众压力促成民主变革，高志活形容，一代年轻人同样带着抱负、信念，就如回到自己熟悉的1968年欧洲学运浪潮，岂料民运以血腥屠城落幕，中国亦从此走上截然不同道路。

出乎意料，相比多年来积极参与、声援中港两地民主运动的形象，今年70岁的高志活其实从未踏足中国土地。国殇之柱落户香港后，高志活成为北京眼中钉，未赶及亲眼目睹八九民运后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此后再未能申请入境。

对于国殇之柱被视为针对中国政权的政治符号，高志活认为生活即政治，国殇之柱成为政治符号无可厚非。不过，他在访问中重申，雕塑本身和长久以来参与社会运动，并非一心作政治表态。除香港外，国殇之柱系列现时另有两座同一尺寸雕塑立于墨西哥及巴西，纪念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Zapatistas）及亚马逊原住民受迫害。

巧合的是，高志活的生日就是6月4日。高志活半辈子置身民主运动，回首发现命运与中港不可分割。图为高志活工作室的书柜一景。 摄影／习淇奥

生于6月4日，高志活半辈子置身民主运动，回首发现命运与中港不可分割。问到参与中国、香港民主运动对他的影响，高志活笑言改变之大是翻天覆地，难以想像当初若作不同决定的光景。

同样经历巨大转变的，是高志活充满回忆、过去十分喜爱的香港。对于当日选择将国殇之柱带到香港，除了督促北京面对历史，也相信在香港吹起自由之风，可对中国政治社会带来变革。高志活说，97回归后十多年，中国确实有逐渐变好的势头，直至国家主席习近平决意全面掌控，近年变化尤为令人痛心，也印证香港一旦失去其独特性，便沦为中国普通境内城市，丧失原先法治、廉洁等优势，逐渐被排除在世界外。

2019年反修例示威开启抗争「国际线」，各地海外港人组织涌现，结合官方、非官方形式双管齐下声援香港。高志活目前与捷克港人组织「我地NGO DEI」（现于荷兰运作）有紧密合作，今年2024年3月在欧洲议会外的「The Forbidden Art」展览便属一例。

谈到与这些海外港人组织合作经验，跟过去在香港比较有何差异，他不讳言，自己与老一辈民主派较为熟络，形容近年在欧洲的行动犹如真空一样，与香港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存在落差，情况跟所有难民离乡别井后相似。期间，高志活忆起昔日与李卓人、「长毛」梁国雄等「老民主派」同辈合作、讨论的经历，如今同伴身陷囹圄，未知何时可相见，尤其忧心患癌后仍被羁押的何俊仁，为整场访问中罕有地表达出悲伤时刻。

高志活以3D列印机制作的国殇之柱模型。 摄影／习淇奥

港版国安法影响牵涉范围，已远超一般大众认知，碍于司法程序及人身安全，高志活未能公开交代案件详情，仅确认其中涉及其法律权利。至于跟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数次书信交手，高志活及其工作室成员均苦笑，以「有趣」（interesting）来形容过程，并慨叹香港近年被中国急剧同化，如今已非他昔日所认知，充满各样可能的自由之都。

面对「勾结外国势力」罪名威胁，高志活几年来与认识的支联会成员未有任何接触，担心自己会令仍身在香港的朋友惹上麻烦。至于未来会否来港接回国殇之柱，或受相关案件出庭作证时，他表明未得到丹麦政府或欧洲议会全力支持保证人身安全前，绝不踏足香港。问到丹麦政府有否为讨回国殇之柱作支援，高志活称丹麦官方及相熟国会议员在个人层面已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包括帮忙安排船运公司等，惟面对庞大商业、政治压力下，即使当局行动有限亦未作苛责。

古今中外，艺术家关心社会、介入社会俯拾皆是，惟独将作品提升至批判权力的层次，特别针对「泱泱大国」，并非人人可以坚持初衷。对高志活而言，不论是创作国殇之柱，关怀弱势社群，抑或针对跨国企业剥削童工的作品，背后一切原点均来自「人」。不同雕塑作品上均有表情狰狞、大声呐喊的面孔，刻画弱势者遭受压榨欺凌的无力，反映高志活创作时内心一份痛苦。

他认为，艺术本来就是一件相当个人的事，自己以人权角度出发创作，生活富足平安但对地球另一端苦难的无力，这份落差是他一路以来创作力量来源。大众可从艺术品作者当时思绪以及渴望表达事物，但归根究柢，艺术创作最终仍是艺术家对自己负责。面对以往「逞英雄」质疑，高志活说自己并无拯救世界的崇高理念，只是希望拯救自己的脑袋。

对高志活而言，不论是创作国殇之柱，关怀弱势社群，抑或针对跨国企业剥削童工的作品，背后一切原点均来自「人」。不同雕塑作品上均有表情狰狞、大声呐喊的面孔，刻画弱势者遭受压榨欺凌的无力，反映高志活创作时内心一份痛苦。 摄影／习淇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