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開徵酒稅酒捐是一舉兩得？還是矛盾與幻覺

开征酒捐议题，近日在台湾引起不少的讨论；肯亚正在发生中的财政法案抗争冲突，导火线之一，正是提高烟酒税捐。(路透)

健保与癌药基金的讨论，使得开征酒捐的议题，跃上台面。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非洲大陆，肯亚民众针对政府在议会提出的「2024年财政法案」，正在进行一系列分散式、大规模的抗议活动（#RejectFinanceBill2024）；该法案的其中一项增税措施，正是—提高烟酒税捐。

肯亚年轻人，使用TikTok和Instagram等社群媒体平台进行线上串联与动员，并使用人工智慧工具ChatGPT回答有关财政法案的问题，引发了广大的回响；但一场场的抗争活动，在肯亚各主要城市，造成严重的冲突。

最新的发展是，虽然肯亚总统鲁托（William Ruto）已向国民喊话，表示不会签署法案、会将法案撤回，但仍然无法平息熊熊的群众怒火，各地仍不断地发生群众聚集与暴力事件。截至7月16日，冲突已经导致至少50人死亡；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日益高涨，转为示威群众的主要诉求。

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件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裁决—「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马里兰州政府向美国第二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该州的分行开征税捐，试图阻挠其在马里兰州的运作；麦卡洛克为银行分行经理，愤而提告马里兰州政府。在裁决书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对于政府课税的权力，有以下的陈述：「征税的权力就是破坏的权力。（The power to tax is the power to destroy.）」

眼见肯亚目前如火如荼发展中的抗争运动与流血冲突，反思两百多年前大法官的告诫，是何等的深重与肃穆！

姑且不论民众接受度等政治因素考虑，开征酒税或酒捐，以提高酒类商品价格的方式来抑制消费，或可「寓禁于征」、或可导正市场未考虑的「外部成本」，两种情形皆能达到「以价制量」的效果。若能进一步将税捐收入用于公共健康（例如，健保财源或癌症新药），则可以对社会带来第二重的「红利」。乍听之下，这岂非一举两得的好主意？但这样的想法有本质上的矛盾，税捐收入指定用途也容易形成幻觉，而导致政府资源错误配置。

在矛盾面的讨论，定义「坏财货」为会对个人身心健康与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或会对整体经济带来外部成本的财货，则酒税与酒捐为一种「罪恶税」（sin tax），可以视为对个人沉湎于消费「坏财货」的惩罚；但由于税捐收入指定用于公共健康，酒税与酒捐也是贡献社会的一种「美德税」（virtue tax）。这种「罪恶」与「美德」的结合，使酒税与酒捐奠基于「根本性的矛盾」（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若公共健康支出大幅仰赖烟酒税捐，为增进国民健康与福祉，政府必须取得足够的税捐收入，但这也意味着国人必须维持、甚至增加对于烟酒产品的消费，悖离烟酒税捐以价制量的正当性。说得更直白些，以酒税或酒捐来改善健保财务、或挹注癌药基金，难道不是要国人「喝酒救健保」、「饮酒抗癌症」？

在幻觉面的讨论，虽然亚洲有不少国家（例如韩国、菲律宾与泰国等）也都指定烟酒类商品税捐收入之用途，但放诸全球，指定用途的作法，其实为少数。有国外研究指出，将烟酒类商品之税捐收入指定用于特定项目，虽然在帐面收入上，看似有源源不绝、来自税捐的资金流入，但这些财源，很可能只不过是取代了本来就应该编制的一般公务预算，因此，指定用途不过是假象。

更有甚者，若公共健康支出，因为有来自烟酒税捐的支应，而失去一般预算来源，一旦税捐收入减少，马上就会造成公共健康支出的不足；近年来，我国烟捐收入开始下跌，导致癌症筛检经费的不足，正是例证。反之，若税捐收入管理不当或超过实际支出所需，则容易造成浪费或闲置；一直以来，我国烟捐收入使用的不当与浪费，倍受各界批判，监察院也不止一次立案调查。上述之不足、不当或浪费，皆造成资源配置的谬误。

此外，但不是最后，酒税酒捐的指定用途，有害财政纪律、破坏整体预算精神与制度，考虑本文篇幅，不再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