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善于平衡，追求最佳
无论对于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平衡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状态。简单地说，平衡就是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质量、态势上相等或相抵，在全局上倾向于保持稳定的状态。善于平衡，是慈禧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大法宝。早在慈禧与恭亲王奕酝酿“辛酉政变”的时候，叔嫂两人就精心设计了未来的皇权分配方案，那就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再加上恭亲王辅政。这个方案首先确保两宫太后（当然主要是慈禧）大权在握；其次才是明确恭亲王奕的显赫地位，并握有一定实权。与此同时，慈禧还发布上谕命令文武百官：“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里慈禧的用意极为明显，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包括议政王奕在内的所有重臣都起到制约和监督作用，以免其权力过于膨胀。这种对于慈禧来说堪称是完美的权力平衡，保证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大清王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然，在此期间随着恭亲王奕权势的上升，这种平衡几乎被破坏，此时慈禧又采取断然措施继续在新的条件下保持新的权力平衡。
当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慈禧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是慈禧重用汉臣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才能于危难之中拯救几近崩盘的大清王朝。慈禧在高兴之余，自然要大奖功臣。由于恭亲王奕以议政王身份主持朝廷军政大事，自然是稳居头功的地位。然而正因为如此，大清王朝的权力开始失衡。当时众多中外各界人士，闭口不谈慈禧决策的关键作用，而是极力吹捧恭亲王奕的宏图伟业，甚至一度出现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慈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开始反击。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觐见两宫太后时，慈禧突然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参劾你！”奕一愣，忙问是何人。慈禧回答是蔡寿祺。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奕这样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蔡寿祺，江西人，道光十九年（1839）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这一职务本来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但是蔡寿祺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于是他到处投机钻营，以求获得实惠。但是当蔡寿祺在四川、江西、陕西等处转了一大圈之后，依然没有混出个名堂来。最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从此他便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通过安德海，蔡寿祺得知慈禧和奕之间极为微妙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他看准机会，连上两份参劾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推销自己，寻找升迁的捷径。抓住这一把柄，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事先一点踪迹都没有，这是为了什么？经过认真分析，几乎所有的满汉官员都对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几乎是无事生非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并解除其所有职务的做法，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不仅如此，无论满朝文武、还是亲王学士、甚至封疆大吏，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官复原职。特别是当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辩白之后，慈禧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了。随后，慈禧考虑到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适当时机召见了奕。当时百感交集的恭亲王伏地痛哭。慈禧趁机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表示改过自新，所以令其“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通过这个事件，恭亲王的权力和威风都大打折扣，而慈禧则更加牢固地把握住朝廷的内外大权。
严格地讲，上述这些措施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考虑到在满族内部已经没有能够与恭亲王奕相抗衡，于是慈禧转而在汉族中寻求平衡恭亲王奕的力量。其关键措施就是在重用奕的同时，还重用大批汉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重用大批汉臣，才将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通路彻底堵死。因为一旦奕发动政变，已经羽翼丰满的大批汉臣便可趁机从中渔利，将奕及大清王朝的权力统统夺走。奕当然也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始终不敢铤而走险。当然，慈禧也不会令汉族的权力过分膨胀，以至于不可收拾。她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平衡措施。例如重用的不是一两个汉族官员，而是一大批汉族官员，这样，在这些身居高位的汉族官员之间就有了互相牵制的作用。关于这些问题，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这里着重指出，希望引起足够重视，以便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开掘慈禧的智慧玄机。
慈禧几乎是同时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其原因首先在于慈禧知道他们都是“忠臣”，不会发生“反叛”之事。然而即使这样，慈禧仍然想方设法对这些人采取了许多防控措施。
同治十三年（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仅仅到了8月，朝廷就奏准裁撤遣散湘军25000人。这当然是曾国藩慑于慈禧的威严，怕功高震主，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又被调离老巢，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又将一个极为烫手的山芋扔给曾国藩，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对此十分惊恐，临行前甚至立下遗嘱。曾国藩到天津后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除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外，还要求不要再挑起任何事端，随后又释放犯法教民，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这些措施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不满，不少人骂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从此之后，曾国藩威风扫地，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左宗棠率军西征，大获全胜之后，又严密布防，准备打击沙俄的侵略。然而有人却对左宗棠进行攻击，说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慈禧也就借机下令，将他调回，削夺了他的军权。
对于李鸿章，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慈禧一直委以重任，任命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等重要职务。而且每临大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慈禧始终未让李鸿章进军机处，并暗中纵容扶植他的政敌。例如不时有人对李鸿章进行攻击甚至弹劾，就说明了这一点。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慈禧非常重视新旧交替时的平衡。这也是慈禧政治智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举出两个实例以说明之。
1901年1月29日，出逃在西安的慈禧在西安发布谕旨，宣布变法，实施“新政”。并且要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时间内回奏。然而由于此事过于突然，再加上许多人都惧怕被“枪打出头鸟”，因此在规定时间内竟然无一人回奏。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慈禧随后宣布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委任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等重量级人物，以及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人为政务处督办大臣。总之，要调动一切力量出谋划策，使得即将出台的新政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在朝廷的督促下，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经过认真思考，张之洞决定邀请刘坤一联名上奏。为了做好工作，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认真商议探讨。此外，张之洞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要员的意向，以保持与其他方面大致接近的观点。据说当时张之洞十分谨慎，每天只写一条，写了一个多月才写成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奏折中，张之洞提出了科举、教育、内政、军事、经济、司法狱政、地方治安等方面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慈禧反复阅读多次以后表示十分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便将这个折子下发给各省督抚大员，让他们好好研读折子中的内容，如果折子中的建议与本省实际情况相符的话，就立刻设法施行。
对于慈禧的新政，当时的西方评论说：“这个奇妙而可怕的女人，在其老迈的灵魂驱动下，跟现代世界展开了一次悲剧性的决战，但在悲剧结束后，她又以足够的勇气开启了新政的改革之门”。
需要指出的是，慈禧之所以支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而反对当年康有为等搞的维新变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调和了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实现了新旧交替时的平衡。
第二个实例是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由皇帝亲自主持、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这个制度是老百姓出人头地的唯一希望。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王朝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
到了王朝末期，科举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最明显的是，当时那些书生苦读终身的所谓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几乎毫无用处，更是与增强国力、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这样，在科举制度大框架的限制下，无数的书生都重仕途，轻实业、轻科技，浪费无数时间和精力而千方百计往做官的独木桥上硬挤。因此，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是科举制度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和富强便无从谈起。
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就在于，它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之中。一旦废除，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千千万万书生的出身和仕途。例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这些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然而在遗老遗少的煽动下，维新派遭遇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康有为还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考试又恢复原状。在武举考试中依然演练所谓的“十八般武艺”，全然不顾当时西方军队早已用长枪大炮武装起来了。
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由于清军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以及以后的多次战争中一败涂地，停止武举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1901年8月，清廷终于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等人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张之洞等人建议朝廷应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同意。此后，朝廷便便开始逐渐减少通过科举录取人才，而转向从学堂中选拔人才。仅仅一年之后，到了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因此请求立即停止科举制度，大力推广学堂事业。至此，慈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实施新政以后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
朝廷和新政推行者曾经担心废除科举的举措会像当年戊戌变法时一样，遭到那些遗老遗少、权贵士绅、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因此，慈禧和诸多朝廷重臣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注意到新旧制度的衔接和平衡，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书生；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仍旧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从而使得具有怀旧思想的人觉得风光依旧。这些照顾了方方面面的举措使得那些权贵士绅们不但在心理上得到重大安慰，并且还发现在新形势下不但必须要适应潮流，同时在破旧立新的同时实在是有机可乘，从而自觉自愿地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并热衷于选送其子女到海外留学，以便继续光宗耀祖。
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正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革新，其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体制本身。
当然，善于平衡绝对并不意味着要无原则地迁就各种政治势力（这也是不可能的）；善于平衡必须趋利避害，必要时还不惜对于破环平衡的因素采取铁腕政策。对此，慈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在垂帘听政之初，虽然慈禧伴随咸丰帝左右时，已经通过处理各级上疏、奏报，对军国大势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把握。然而，当慈禧自己来处理朝政的时候，才真正体会了君临天下的不易。慈禧很清楚，大清帝国江河日下、虚弱不堪的形势，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力挽大清帝国于既倒也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慈禧知道牵牛要迁牛鼻子，而此时最为棘手的事情就是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能。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因此，慈禧于大权在握之后，审时度势，下定决心，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吏治整顿。
慈禧杀鸡儆猴的第一个角色是兵部侍郎庆英。庆英因私自挪用公款，被当朝官员告发，兵部按律拟给他降二级处分。可是庆英对此并不甘心，他回忆起此前其他成功地贿赂免灾的先例，于是就想利用恭亲王奕訢与两宫太后的密切关系进行疏通。为此，庆英在一天的深夜潜入恭亲王府，请求奕訢在两宫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以便网开一面。说完，庆英拿出巨款企图贿赂恭亲王。奕訢经过一番劝导之后，并没有见效，庆英干脆长跪不起，死乞白赖地恳求奕为他开脱。这下可惹恼了奕，于是他声色俱厉地将庆英赶出门外。而且在第二天议政的时候，恭亲王还将庆英的所作所为向两宫太后如实禀报。慈禧听后盛怒不已，下令将庆英的降二级处分，改为更严厉的革职处分。
通过庆英事件，慈禧充分意识到，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当时官场的痼疾和毒瘤，而且几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痛加整饬，慈禧将面临更大的统治危机。于是，慈禧下了更大的决心，一定要对整个官场进行一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筛查，以便将这些不法官员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慈禧又发现文官委靡不振、渎职亵职，武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现象已经到了严重威胁大清江山社稷的严重地步。为此，慈禧诏谕各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以及各种不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撞到枪口上的就是两江总督何桂清。
何桂清来自云南昆明，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如此位高权重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本应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为朝廷效力。然而，面对太平军的进击，何桂清不但没有带领官兵前去迎战，而且首先想到的是要带着家眷逃跑。城内士绅纠集数百跪请何桂清留下共同守城。何桂清见出城受阻，竟然下令所率部队用洋枪扫射，打死十九人，打伤数十人。咸丰帝得知何桂清事之后大怒，谕令革职严审。然而，得到风声的何桂清却潜逃到上海。不久，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由于自顾不暇，何桂清一案就被搁置下来。后来慈禧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此案又被提及。负责审理此事的刑部郎中余光绰拟将何桂清斩立决。然而，由于来自方方面面的说客竭力为其开脱求饶，致使是否诛杀何桂清竟然难以决断。面对力保何桂清的这股狂澜，慈禧痛下决心，一定要严惩这种临阵脱逃的将帅，以便杀一儆百。最终慈禧毅然发布谕旨，将何桂清处决。
慈禧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处置了兵部侍郎庆英和两江总督何桂清之后，使得全国的官场暂时有了某种程度的好转。
此后，慈禧还决定对全国各地的官员进行一次最为细致的考核。在了解了王朝历代皇帝对官员的考核办法之后，慈禧做出了大胆改革。简而言之，一定按照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对官员进行考核。慈禧决定在这次考核中只选择那些非常称职的官员，其他的官员无论资历年龄，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一律勒令退休。结果，慈禧的这项决策使得一大批不法和不称职的官员全部丢掉了饭碗。相反，慈禧在这场考核当中也发现了许多像潘祖荫这样有能力的官员，于是慈禧决定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启用。
从慈禧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慈禧不但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而且别人不敢说的话，她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她敢做；别人不敢改变的规矩，她敢改；别人不敢得罪的人，她敢得罪。这些作为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个君王或相当于君王的人，在顺境中做出一些丰功伟绩，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然而像慈禧这样，在后半生中能够于风雨飘摇之中支撑住残局，实属凤毛麟角。应该说，在逆境中能够追求最佳的结果，是这位女强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特色，也是研究智慧学的人难能可贵的鲜活教材。
如何在逆境中追求最佳？第一个实例是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
这次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军队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是最后法国强迫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于这次战争，某些评论认为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然而实际情况却不仅仅是这样的简单。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脣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就已经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军攻陷河内。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大败法军，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越南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的承认。此时慈禧已经垂帘听政十几年。6月15日清**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1882年8月25日，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不仅如此，法国侵略者还准备入侵中国西南部，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为此，法国**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划出一个中立区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这个方案为清**所拒绝。羞恼成怒的法国**于1883年12月发动了中法战争。战争一开始，法军依靠装备上的优势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法军进攻谅山时，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在关键时刻，老将冯子材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于是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随后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冯子材率部下冲出墙外，经过激战终将法军击退。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1885年4月7日，正当前线老将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等地的时候，清**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慈禧面对的形势是：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列岛并对台湾形成了封锁状态，法舰还截击由上海驰援的五艘中国军舰，击沉其中两艘。因此总体而言，中法双方在陆海两个战场上应该说是互有胜负。慈禧担心的是，法国会继续扩大战争。实事求是的说，镇南关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明显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海战方面，双方的海军实力更不是一个级别。更让慈禧忧患的是，法国舰队可能北上进犯，挑起更大事端。此外，继续打下去，清**在财力上难以支撑。据统计，清廷在中法战争总共耗资1亿多两白银，并为此欠债达2千万两白银，其中相当部分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而清廷此时期的财政收入大约在7千万两白银左右，显然国库已经不十分充足。国际上，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拖延将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因此英美等国也一直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两个近邻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中国下手。俄国报纸竟然声称：法国进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因为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南北夹击的形势。此外，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更进一步失去了继续与法国作战的信心和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经过权衡利弊，决定舍弃原本不是中国领土的越南而确保中国领土台湾。为此不得不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内阁因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等原因而垮台，新的法国**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正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再打下去，因此和平解决也就顺理成章。
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
从内容上看，特别是与其后既割地又赔款的《马关条约》相比较，《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并没有割地赔款的内容，而且法军暂时停止进攻，特别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使清**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机会。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这次中法战争取得了当时清**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
面对豺狼，当然要用手中的猎枪来迎对。然而在面对诸多强敌而又无力有效反击的情况下，寻求最佳结果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是利用诸多强敌之间的矛盾。
下面列举的实例是慈禧和清廷如何收复新疆，以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住了东北。
新疆在大清版图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沙俄对新疆早就垂涎三尺，并且以武力占领了我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面对一些要员放弃新疆的论调（例如李鸿章向慈禧奏曰：“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但是慈禧毅然决然地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肩负重任的左宗棠统帅大军浩浩荡荡一路西行。征战的将士们情绪高昂，奋勇杀敌。为了击敌要害，左宗棠命令大将刘锦棠率主力部队向北疆重地乌鲁木齐进军。刘锦棠果然不负众望，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于1876年8月18日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随后，清军又将天山北路全部收复。左宗棠乘胜追击，在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重创敌军。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除了沙俄侵占的部分领土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至今我们仍然能够以辽阔的中国沃土包含美丽富饶的新疆而感到骄傲。然而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似乎也不应该忘记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然而在收复东北时，慈禧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从16世纪后期沙皇伊凡雷帝时开始，沙俄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到了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军开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652年，俄军东入黑龙江，这是中俄之间的第一场战斗。之后双方多次发生军事和外交上的冲突。1685年5月，康熙下令从瑷珲起兵五千人，分水陆两路围攻雅克萨。在清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沙俄侵略军被迫投降，假意答应撤退，但当清军一离开，他们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新固守。后来，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侵略军头目图尔布青被击毙，守城士兵只残存几十人、雅克萨城指日可下。沙皇**被迫派人前来中国举行谈判，清**为表示谈判诚意，宣布停止攻城。在康熙指示谈判代表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字，按照这个条约，清**割让了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这个获胜而割地的条约，似乎很少有舆论指责“康熙大帝”。相反，有的专家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保障了中国东北边境一百多年的安定和平，为清王朝后来平定西北、西南地区的叛乱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对于“康乾盛世”的出现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后的几位皇帝雍正，乾隆，道光，咸丰也都有向沙俄割让土地的纪录。
慈禧接过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和失去大片国土的既成事实。
1896年6月，沙俄在趁着王朝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困境，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王朝**签订了《中俄密约》。在这个条约中，清廷允许沙俄建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并规定俄国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1900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以“保护铁路侨民”为由，令十数万俄军分为五路，向东北发动了全面进攻。仅4个月时间，俄国军队就已基本控制了东北全境。在此期间，俄军对中国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被枪毙、水淹、火焚者不下十余万。仅在7月17日到21日的海兰泡大屠杀中，就有大约有1.5万名中国居民死于非命，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尸体浮满了江面。随后，沙俄便急不可待地要求与清**订立条约，以使其对东三省的占领合法化。然而俄国人的举动让英、日等国也极为不满，因为俄国独占东北三省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也向清廷施加外交压力，以阻止清廷承认俄国人的条约。结果，清廷最终指示谈判代表不得在俄国人所拟条约上画押。同时，庆亲王奕劻于1901年1月16日与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会晤，将中俄交涉情况告知日方。小村表示这一交涉与日本关系重大，日本将极力相助。在列强的压力下，俄国被迫做出让步。王朝经过与俄国的多次谈判，于1902年4月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其中规定：“俄军分三期撤退，每期6个月，共18个月撤清”。然而不久，俄方便借口地方上有“胡匪游勇，散布铁路两旁”，不仅不执行撤兵计划，反将已经撤出的军队重新开了回来。俄国的蛮横做法激起了举国上下的极大愤怒、抗议和声讨。与此相呼应，清**多次敦促俄国撤军。来自清廷的外交压力，一方面使俄国处于违约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其与日本之间的对立。俄国的行为也遭到了英、美、日等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日本绝对不能容忍俄国独吞东三省，由此导致了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
在这场因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清**表面上宣布局外中立。然而实际上，中国各地的舆论明显地具有袒日拒俄的观点。此外，出于维护东北主权、联日拒俄的考虑，在战争中清军和奉天等地方当局暗中为日军提供了帮助或便利。例如，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队为日军提供了重要情报，参与日军谍报活动的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清军为日军袭扰俄军也提供了物资方面的帮助，直隶提督马玉崑曾为日军提供了**、经费等。日本防卫厅的战史专家们就曾含蓄地承认：“日俄战争时的日清关系良好，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日俄两国的不义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给中国人民造成极为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日俄战争最后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慈禧和清**主要采取的是“以夷制夷”政策。这种依靠列强的矛盾以求自保的做法尽管十分屈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这种选择能够保住东北而不致被俄国独占。这样的策略，是慈禧和清**处于弱势情况下的无奈之举，除此之外，慈禧和清**确实没有别的更好的对策。
但是无论如何，在慈禧和清**的统治期间，新疆和东北毕竟仍然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是炎黄子孙永远值得庆幸的事情。
关于慈禧的功与罪，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很难达到哪怕是基本上一致的观点。由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全面讨论慈禧的功与罪，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根据我们的论述来判断我们对慈禧功与罪这个问题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指出这一点，原因在于我们为了探讨慈禧在智慧与养生方面值得借鉴的地方，一般都是采用正面论述的方法，这原本是人们在讨论“可借鉴的事物”时通常采用的做法。
当然，慈禧的政治智慧也是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缺点的。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缺乏顶天立地的阳刚之气。
例如对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慈禧表现的毫无骨气。实际上在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在谈判桌上完全可以痛斥对方的侵略行径；同时也不能轻易地答应对方的巨额赔款要求，而应当严正要求侵略者对造成的巨大损失予以赔偿。同时，也应该详细统计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包括掠夺的所有文物等等，并声明保留以后要求赔偿和追回的权利。
另外，对于清朝谈判代表对卖国条约表示“欣然同意”的无耻态度，更应予以严厉惩处。
限于本书的范围，对于这方面更具体的论述，我们不再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