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压力是一种力量，但绝对不是压力越大越好，因为进化并不代表必然的胜利，也代表了淘汰。马谡也想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置之死地并不一定代表能够后生。据观察，进化压力在促使一个人成长和摧毁这个人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毫厘的差异。我们不妨套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句话：“如果你爱他，就给他适当的压力；如果你恨他，就给他巨大的压力。”
山田本一的例子就是把摧毁他的压力分解成逼迫他努力的压力。“欲取其中，必求其上，欲取其上，必求上上”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假如欲取其中，就求上上，压力就失去了意义。就像每个公司每年都会制定销售计划，通常都会制定一个很努力也刚刚能完成的计划，若是制定一个打死也完不成的销售任务，就失去了压力的作用了。
像淘汰率这样的管理方式，无论怎么解释都是非常残酷的。韦尔奇还辩解说对于一个不合格的员工而言，早点被解雇有利于他去其他地方竞争更适合的位置，这当然是一种诡辩。如果抛弃情感的因素，你不得不承认进化规律就是如此，通过淘汰造成的压力保持员工的斗志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
相对于生物进化压力而言，在经济事务中的压力除了来源于自身所无法控制的客观环境之外，公司或者个体自身也往往是压力的来源，比如个人的意志、公司的目标等等都是一种压力，善于利用者往往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压力的大小不是一个绝对的量，而是一个相对的量。狮子的速度对瞪羚构不成威胁，但对于角马就是很大的压力。人们承受压力的能力一方面会伴随着压力而成长，另外一方面也深受文化、愿景、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长期影响。例如，面临逆境时，不同文化、不同哲学主张、不同的态度就会对压力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行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儒家哲学典型的入世思想，把逆境看做是对自身的激励和考验，他们的做法就是顶住压力，遇挫弥坚。
清静无为的世界观则主张妥协和隐忍，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之一《受伤的文明》中引用了德里《金融时报》里面的一段话：
人耽于享受就无法认识他在世的整体目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是，厄运教给人更好的一课，强其性情、塑其品格。换言之，一个全新之人，比如生于厄运，厄运帮助毁其自我，令其卑微无私……长久的受苦打开人的双眼，让他憎恶从前过分热望的事情，引领他最终达到听任的境界。持续的渴望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烦恼……但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扰。他就好好地存在于我们克制悲痛的努力中。这很简单。即使是在尘世的其乐融融中，也要发展一种超然的态度。
羚羊的速度是世代积累的结果。由于记因的作用，人们和人类的组织应对压力的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得到较大的提升。在残酷的竞争中，只要能够活下来，应对压力的能力便能提升一步。
文化也是人类传承的一条纽带，从大的方面看，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决定人们应对压力的方式。小到一个地域、一个公司，应对压力的信念都具有明显的遗传特征，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的营盘不仅仅是一种组织，从其实质意义看更是一种文化。温州人与生俱来的生意意识是特定环境下对进化压力的反应，同时由于文化的延续，这种意识也得到了世代的积累。这可以解释在同样的条件下，会进化出完全迥异的应对方式，不是所有的穷山恶水都潜藏着人们发财致富的必然性。
我们发现一些身边较为成功的公司都具备较为强烈的竞争意识，都时刻准备应对苛刻的、严峻的生存挑战。
德系犹太人在智商测验中普遍得分较高，比平均值100高出12~15分，而且他们对西方的学术和文化生活贡献良多。以前人们认为犹太人智商高是高度重视教育等社会影响使然，美国数理统计学家威廉·科克伦博士的研究表明，这是进化的结果。在流浪中，较高的智商和生意能力显然能留下更多的后代，这样犹太人在智力方面的进化压力就比较大。虽然他们的整个进化史不足两千年，大约只有60多代人，但因为智商高的人留下了更多的后代，如果这种压力始终起作用，不久就会达到一个惊人的筛选效果。犹太人的生意经则是通过文化机制所遭遇的进化压力导致的。做生意越艰难，做生意的技巧就越发展，生意的规则就越完善，文化选择也是进化压力作用的结果。
“相信”铸就“欺骗”
人们认识问题产生错误的原因有一大半都来源于我称之为“目的论”的荒谬假设，比如对于教师这个行当而言，他们的任务是教书育人，这种目的要求教师这个群体比其他人更高尚，于是我们就认为教师这个群体是比较高尚的。
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曾声称，他已从人类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干细胞，但这最终被证明为欺诈。然而，这确实暴露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即政府急于炫耀研究成果。
无独有偶，上海交通大学某学院的院长陈进，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微芯片，每秒钟可以处理2亿个指令。与黄禹锡一样，陈进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资助。他的芯片设计是在一次有政府高官参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当时这成为了一条轰动新闻。而实际上，一项调查披露，他只是刮掉摩托罗拉某款产品上的名称，将其据为己有。
甚至在爆出丑闻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剽窃盛行、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国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学者和学生的造假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后将文章发表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得以发表。
“人们过去认为，只有政府官员才有可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很多类似陈进这样的例子。”
人类的行为由于“记因”的作用，其变异速度和多样性是惊人的，总有适合目前形势需要的行为被保留下来。任何一项政策主张，都会产生相应的行为泡沫，当政者为了鼓励人们的努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公司主张服务创收时，可以预料的是不久就会产生很多“成果”，即使是服务没有真正创收，大家也会变相从产品的销售中巧妙地划出一些份额算做服务收入。当一个国家主张创新时，创新的成果就会像雨后春笋般长出，且不论是实质性的成果还是泡沫。原因很简单，任何一种主张都改变了进化压力的选择方式，适合者就会脱颖而出。
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在应对压力时，几乎表现出共同的特征，越是强大的压力，越需要强大的约束，才能使结果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当规则把山田本一束缚在马拉松跑道上时，山田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尽量短的时间跑完全程。生产线上的工人唯有完成定额才能拿到约定的收入。但是，很多新兴的企业无法把人们束缚在明确的目标上，倡导员工共同的愿景，于是通过软牵引的方式保证结果向目标前进就变得非常重要。正如已故索尼公司的缔造人之一盛田昭夫曾对我们说过的那样：“我可以让一个工人早上7点钟来到工厂干活儿。但是，我能告诉一位工程师或者一位研究人员早上7点钟想出个好主意吗？”
目的论是不可靠的，而选择论则是比较可信的。考察大学的学术和科研水平时，并不是看国家提供了多少资助和宏伟目标，甚至从广义上说，也不需要到实验室去验证。只需要关注一下大学教师受到了什么样的选择压力就足够了，假定没有足够的选择压力或者缺乏对方向的束缚，任何投资和目标都会成为骗子利用的机会。
《激荡三十年》描述了一些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些意外事件，从目的论来看就是意外，而从选择论来解释则合乎规律：
乡镇企业的蔓延之势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到80年代中期，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跟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更是抢人才、抢技术，抢得不亦乐乎。尤其意外的是，这些企业诱发了饮料食品和家用电器业的发展，直接引爆了国内消费市场的繁荣，打响了民族工业的第一次振兴战。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中国的企业变革，常常让人有“东边放炮西边响”的感慨：列入国家级重点扶持的试点单位基本上都是超大型国营企业，但是改革成效最好的往往倒是计划外的“杂牌军”；重工业一直是最受政策倾斜的领域，但是以饮料食品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轻工业却发展最为迅猛；国营企业一直是改革的重点方向，但是民营公司却是成长最快的一股力量。
改革者的目的是扶持国营企业，结果成效最好的是计划外的“杂牌军”，因为大家遭遇的进化压力不同，改革开放初期，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提供了不同的机制。乡镇企业在寻求财富的动力之下，众多的参与者总是能够被市场“压力机制”选择出相对适合者，并得到保存和复制，而政府提供扶持的力量最终要接受压力机制的挑选，所以，被扶持的反而落后就合乎道理了。我们可以说乡镇企业的成功像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成功一样，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成功。只要进化压力没有毁灭整个物种，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对压力具有较高适应能力的个体。随着这些个体的成功，他们的记因又会迅速得到仿效和复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有人把美国的硅谷描述成为“一片生机盎然的坟墓”，这个说法非常好，从进化原理上看，任何生机盎然的世界，背后都有累累的白骨。
与之相对比的很多行业，例如电信运营行业、金融行业完全由国营公司经营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原因在于这些行业并不接受市场的压力机制挑选，而是采用另外的机制竞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并非政府的保护和垄断，而是另有进化压力存在。
在理解进化压力时，需要更为广阔的思维。压力并不始终如一地像万吨水压机一样，向一个方向前进。它有时会改变方向，有时会显示出复杂的作用方式。进化压力的不同作用形式，导致了不同的自然选择机制，下一章我们就将探讨一下压力机制的变化及其选择机制。
实用主义建议
1.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自然界总是趋向于向无序的方向发展，成功是一种有序状态、失败则是一种无序状态，所以成功难求，失败易得。
2.要克服无序的趋势，需要注入能量，进化压力就是其中的一种能量注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