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开春，冯承乾就收到了一条天大的好消息。
勘探队经过数个月努力，在天津附近发现了一座储量惊人的油田，初步探测结果估计该油田的储量在五千万吨以上。当然，冯承乾知道，这就是大港油田，是中国渤海湾附近最大的油田。
这个发现，马上就让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只是，新的问题出来了。
开发油田需要巨额投资，而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多资金，中国的民族企业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开发一座五千吨储量的油田。
显然，引资成为必然选择。
三月初，宋靖国开始于几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进行接触，商讨共同开发天津油田的可能性。
所幸的是，这几家德国企业也对这座油田很有兴趣。
要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国才是真正的贫油国。一直以来，帝国企业都在海外寻找可以开采的油田。大战结束后，德意志第二帝国企业进入中东，只是中东油田大部分控制在英国企业手中，可供德国企业发展的空间并不大。至于其他几个产油区，比如当时已经在印度尼西亚探明的油田掌握在荷兰企业手里，而德国与荷兰的关系还算不错，因此德国企业很难进入东南亚。又比如，俄国已经在里海北岸发现了几座大油田，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了排他政策，并且以之前没有约定开采里海油田为由，拒绝德国企业参与开采工作。至于美国在墨西哥湾地区发现的油田，更与德国企业无关。
可以说，除了罗马尼亚，德国在境外根本就没有控制多少油田。
在宋靖国发出信号之后，德国企业立即来了兴趣，当月就有四家德国企业的老总来到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
谈判到当年四月底结束，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参与油田开发的四家德国企业将共同出资购买开采设备、建设通往港口的输油管道等，中国中央政府将负责在天津港修建一座专门供油轮停靠的码头、以及征收开采与石油加工等企业用地，参与合作的三家中国民营企业则负责招募工人等。在开采所得方面，四家德国企业将在支付基本的资源开采税之后，获得百分之四十的份额，中国中央政府获得百分之三十的份额，三家中国民营企业则获得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份额。
因为是公司化经营，所以中央政府随后组建了“中国石油开采与开发公司”。
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国营企业。
只是在当时，这家企业并不属于中央政府，而是属于中国海军，其主要职责也是为中国海军提供舰船用油。
别忘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送给中国的战舰，全都采用了燃油锅炉。
俗话说，喜事逢双。
五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云南地方政府正式宣布拥护中央政府，并且解除了地方武装，政府官员也由中央任命。二是中央军挺进大西北，攻占了兰州，控制了通往青海与新疆的要道。
在统一大业上，剩下就的是四个边疆地区了，即西藏、新疆、蒙古与东北。
显然，南征大业的进展速度比冯承乾与吴铁生预料的都要快，仅用了一年多，中央军就占领了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还控制了甘肃。也正是如此，六月份的时候，吴铁生正式提出北伐。
冯承乾没有反对，只是希望吴铁生把北伐时间推迟到一九二零年。
原因很简单，国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花精力去处理，而且中央军刚刚结束南征，紧接着北伐，对士气也有不利影响。
事实上，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吴铁生坚持中央集权，即地方政府官员由中央任命，并且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军队也必须由中央改组。冯承乾并不反对中央集权，但是认为应该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比如在经济层面上，就应该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如何发展，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指挥。
在吴铁生提出北伐后，冯承乾提出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即中国应该施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必要在完成统一之后进行全民大选，以及有没有把必要把选举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当然，这也引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具有选举权。
冯承乾想搞民主，可是他非常清楚，别说现在，即便再过一百年，只要中国民众的基本价值观、思想意识等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没有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把前清留下的奴性抹去，那么任何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因此在国家还不够稳定的情况下搞大选，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
事实上，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不可否认，在推翻清朝的革命中、以及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而且这些人都知道民主的重要性，更加清楚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帽子。
问题是，这些人有多少？
即便把在校学生算上，愿意搞民主、而且表现积极的中国人，所占比例也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也许压根就不知道“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显然，仅仅是教育，根本无法改变这个现实。
推广民主观念，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时间，二是经济。
事实上，西方施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拿英国来说，在工业化时代之前，依然是王国，国王就是法律、国王就是一切。大革命之后，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也正是因为不具备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即便到大战结束之后，在英国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也仅占总人口的一成左右。按照英国的法律，只有资产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年男性公民，才拥有选举资格。也就是说，英国推行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并非完全的民主政治，而是有产者的民主政治。这种显现，不但在英国有，在法国、意大利、德意志第二帝国，乃至以民主国家诞生的美国也同样存在。比如，在美国就只有白人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有色人种根本没有参与选举的资格。
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而逐渐确立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分散在农村的劳动力被吸引到城市，由自主的农民转化为工人，并且由此接受教育、接受新的思想观念，也更加便于国家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也就是说，只有当城市人口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推行民主政治。
显然，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要知道，中国的城市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问题是，如果不定下民主政治基调，那么中国今后不是走向独裁，就是走向帝制，最终将再次引发动乱。
正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底，冯承乾正式提出，应该尽快把民主体制确定下来。
对此，吴铁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认为中国应该向德意志第二帝国学习，即确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然，不一定是帝王。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冯承乾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觉得应该学习的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而是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冯承乾在说服吴铁生的时候，只提到了一个重点，即中国的国情与美国较为相似。
最相似的，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都非常大，而且人口比美国多得多，中央政府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需要加强地方政府的功能。如此一来，就得在政治体制上学习美国的集权与分权体系。
当然，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必须在军事、外交等领域掌握绝对权威。
说得简单一些，地方政府拥有的，仅仅是处理内部事务、比如经济发展的权力，而且必须剥夺地方政府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
事实上，吴铁生反对加强地方政府，就是担心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威胁到中央政府。
在冯承乾提出，军队必须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只能组建治安部队、也就是警察部队之后，吴铁生才做出让步。
两人达成一致后，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确定了下来。
只是，冯承乾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搞选举，也不是筹建国民议会，而是着手制订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准确的说，是第一部临时宪法。
按照冯承乾的想法，这部由统治集团制订的宪法，只有临时效力，在国民议会成立之后还将制订正式宪法。
严格说来，宪法的诞生，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诞生。
在法律意义上，宪法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不管是执政者、还是国民，都得遵守宪法。
立宪、或者说制订临时宪法，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在一九二零年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