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吴之后，司马炎把年号改为太康，一直到他死掉，中国再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战争，各族百姓迎来了盼望了近百年的和平生活。所以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太康盛世”。
而盛世时期的中心工作，自然是大搞经济建设，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发展农业自然是最重要的事情。西晋灭吴的当年，司马炎就颁布了一项新的农业政策——《户调式》，用来在盛世时期实行，让西晋的国运在这部经济大法的保障下永远繁荣昌盛。
然而太康时期真的是盛世吗？
根据东汉历代的人口普查记录，最高峰时东汉人口曾经达到5469万人，后来世道逐渐混乱，人口就开始下降。而黄巾之乱之后，东汉也很快瓦解，军阀混战时代开始，在这种连续的天灾人祸的打击之下，正常的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不仅老百姓没饭吃，连很多当兵的都没饭吃，即使不被饿死，也在打仗的时候被杀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出现了过半死亡的惨剧，那么到底有多惨呢？
曹魏帝国的曹睿时代，那时北方已经粗略统一三十多年了，杜预的爸爸杜恕曾经给曹睿写信说：“如今我们全国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如原先一个大州多。”曹魏帝国的老资格陈群也说过：“如今大乱刚过，老百姓已经少的不能再少了，跟四百多年前汉文帝、汉景帝那时候比，也就是一个大省的人。”另一个老资格蒋济也说过：“如今我们虽然有十二个州，可是人口也就是原先一个州。”
而蜀汉和东吴的人口就更少了，别说是刚建国的时候了，即使发展了那么多年，到了灭亡的时候，蜀国才将近一百一十万人。也就是说，在西晋刚建立的时候，它继承的是原来魏国和蜀国的人口，它的人口总数也就是七百万左右。
到了西晋统一全国的公元280年，西晋又做了一次人口普查，一共是1616万人。东吴灭亡的时候大概有240万人，所以说，西晋在灭亡东吴的前夕，拥有了1350万左右的人口，它从建国时候的公元265年、到280年，短短25的时间里，人口几乎翻了一倍。
如果加上很多故意被排除在人口普查之外的私人雇农、佃农、奴隶、仆人、私人武装，以及在当时根本不被认为是中国人、但是又的的确确生活在西晋境内的匈奴、鲜卑、羌、氐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西晋王朝的人口很有可能已经超过这个数一倍还多。但即使是这样，西晋最鼎盛时期的人口，最多也就是3500万左右，仍然和东汉人口最高峰的时候差出一大截。
各位现在就应该知道了，所谓的“太康盛世”，其实根本不是盛世，它只是相对于汉末三国那种极端乱世来说的，它只是大乱之后的一段经济复苏时期。
户调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制定的一部西晋根本经济制度的法律。
我们说过，士族的前身是名门望族，早在东汉中后期，他们在地方甚至中央就已经成了世代做官的权势人群，尤其在地方上，他们是有人有地有钱，甚至有私人武装。所以我们说，士族、名门望族所实行的经济运作方式，十分有特点。相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十分独立的，甚至和国家利益冲突很大，他们希望的就是无限扩大他们在地方上的利益，弄更多的田，弄更多的雇工、雇农、私人武装。
汉末大乱，名门望族的实力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很多东汉时代的名门望族都惨遭屠杀，有的甚至全家灭绝。但是，幸存下来的那一部分，实力反而更加强大，因为在战乱中，他们占到了更多的田，收留了更多流浪的难民，在曹操统一北方以后相对和平的时代，他们的元气很快就恢复了。
曹操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实行的是军队武装屯垦和政府雇工屯垦的屯田制度，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屯田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最多的钱流入代表皇室利益的国家手里，对于士族的经济利益，他们既保护又严格遏制。
无论是曹操的屯田制度，还是他的法家思想、士家制度、以才用人，都是为曹操的中央集权国家服务的。法家思想就是他的治国思想，屯田制度就是他的经济制度，士家制度就是他的军事制度，以才用人就是他的政治制度，无论曹操发明出什么样的制度，都是他意图恢复中央集权国家的方法，这些制度是四位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