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超越 台国文课本寻新路

▲国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曾世杰表示，学生一定要选修足够的国文节数。（本报资料照片）

▲新北市板桥高中国文老师梁容菁（左）与蔡玫芳（右）规画课程，增加「研究法概论」的趣味。（本报系资料照片）

台湾应该有怎样的语文教科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报记者除了采访台湾的国文课本编者、国文教师、专家学者，也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采访，借由比较与台湾同文同种的大陆，如何编写国文课本、如何面对意识型态争议，以及如何改革国文教学等经验，提供国内参考。

综合各方看法后发现，第一，台湾国文课本的「总量」远不及大陆：以国中而言，大陆课文量是台湾的2、3倍多；以高中而言，大陆1册课本上课时间不到台湾一半。

书商教师 诡异共犯结构

第二，台湾国文课本的「文言文」数量不及大陆。正因为台湾高中国文课本课数少，即使教育部给文言文「保障名额」，台湾高中文言文的数量仍是大陆的一半，国中文言文更仅为大陆的1/3甚至1/4。

第三，台湾国文课本的「小说戏剧」质和量均不及大陆。无论是古典小说或现代小说，台湾国文课本的小说篇幅几乎是大陆的零头，且选文标准不确定，有忽选忽弃、或长年不换的两极现象。

第四，教科书趋同：台湾国文课本虽是「一纲多本」，但在升学主义大旗下，民间版本教科书长得愈来愈像过去的部编本，课文很少更动，简单地说，愈好教的，就愈能获得教师青睐，长久下来其他出版社在市占率考量下也只好跟进，各版本教科书选文愈来愈像，出版商和教师成为诡异而稳定的「共犯结构」。

第五，台湾国文教师仍停留在「灌输式上课」的思维。明明课文量没有大陆多，上课时数一样多，台湾教师还是觉得教不完，为什么？因为教师仍然把时间花在写板书、补充字词义、翻译课文等「说文解字」工作，希望把出版商给的教师手册内容全部在上课时间内上完。

第六，台湾学生没有「略读」或「预习」的能力。学校没有教学生如何「略读」、教科书是编给教师「教」的而不是给学生自己「读」的，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学生预习。

国文教育 添加政治任务

情势已经很清楚了。台湾的国文教育总被当成政治议题来考量，那么就用政治语言来检视台湾的语文教育是否达到「政治任务」吧。台湾总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捍卫者」，但其实台湾的文言文语文教育没有大陆扎实，台湾学生肚子里的古文没有大陆学生多；另一方面，台湾国文课本中的本土文学其实可以做得比大陆好，因为大陆选文原则是「经典」，相较之下台湾有较灵活的「时代性」，但台湾很多好的选文却因为出版社的市场考量、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当、教材的自读配套不足等因素而被舍弃。

从政策面来说，教育部不应该再躲在出版社后面，而是应该面对课纲中不合理的民粹决定（规定古文比例、文白比例、保障原民文学等）并修正错误；检讨国高中国文理想的课文数量；鼓励教师教案比赛，而不是一味依赖出版社补充教材等等。

国文定义 不妨全民辩论

从舆论面来看，民间团体与其每年举办「抢救国文」记者会，不如举办「国文大辩论」（大陆1990年代末期就办过），讨论的议题至少应涵盖：国文只包括文学，还是有其他广义国文？国文课本内容应该由谁决定？简单地说，台湾要怎样的国文课本？

两岸之间的任何比较，从来不是为了要指出谁对谁错，而是比较分析之后，回过头来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并指出一条适合台湾的道路。理想的情况，台湾的国文课本可以包容中国（文言文、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又超越中国（台湾文学、马华文学、华人文学），找到台湾的自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