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需要的梁建章

惯性

在豆瓣和知乎，这两个被普遍认为用户质量较高的中文互联网社区里，梁建章的关注度和口碑，肉眼可见地“涨”了起来。

因为他的学者身份，也因为人口问题的升温。

2022年2月22日，梁建章召开了一场小型的线上媒体见面会，解读《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这份报告的出处是“育娲人口研究智库”——2021年，梁建章与经济学家任泽平成立了“育娲学院”，研究鼓励生育的政策。

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正在逐步成为共识。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而 1.15% 的生育率，在全球主要国家生育率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二。

在这个问题上，梁建章成了那个站在瞭望塔上的人。从2011年开始，企业家梁建章就多出一个身份：人口学家。这是他接触人口问题的第五年。202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人口学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

此后，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提及人口问题。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他最初遭遇了嘲笑和不理解，毕竟，十年前的人口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般明显和严峻，只生育一个孩子，还是更多中国家庭的共识。

企业家梁建章也有类似的前瞻眼光，以及敢于发声和承担责任的立场。

在知乎上，有个古老且经久不衰的问题“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王兴曾经在2013年7月回答：“我印象最深刻的定义是: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pursuit of opportunities without regard to resources currently controlled.”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企业家精神是不懈追逐机会，而不是囿于资源。

梁建章用行动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2020年3月的携程直播间里，高唱着《梦想成真》的梁建章头cosplay了麦哲伦，他戴白帽子，脖子上系一条红领巾，左手拿着划桨，右手举在半空中放声高歌。当这些怪诞的元素扎堆出现在这位“主播”身上，围观者很难不印象深刻。

在大众舆论场里，出格或者审丑，永远比循规蹈矩的努力更引人关注。道理谁都懂，但真正有勇气放下“企业家”面子，走到镜头前，在猎奇、嘲笑、不解的声音中，为公司博一个未来的“企业家”，却是少数。

奋战在直播间的梁建章，用行动定义了困境中的“企业家精神”。

在河南直播的时候，有同事建议他扮演扫地僧或住持，是不是还要剃光头啊？他问。需要就剃，没等同事说话他回答了自己。最终，他自称“梁孟德”，穿着盔甲剃着光头，在布置成古代院子的直播间里穿着盔甲舞棍。这是他一周前刚刚学会的手艺。

在湖州直播的时候，他戴着头套白衣飘飘，被观众调侃是“女装大佬”，尽管他的本意是扮演侠客李慕白。在重庆直播时，他自称“梁塞冬”，披着金发、穿着金色的铠甲，扮起了“海王”。到了北京，他又自称“梁玄烨”，穿着黄袍，坐在北京延庆观里继续滔滔不绝地推销着酒店。

他在这一年里 cosplay了37场直播，GMV 超过50亿——2020年，受疫情影响，携程全年总收入为183亿，也就是说，单梁建章的直播间就贡献了约四分之一。而在他开播前，携程面临着数千万退款订单，金额超过310亿。

梁建章的预售折扣直播，给携程乃至整个旅游行业做了一场心脏复苏。数据带来的希望在行业间相互传染。随后，途牛网、去哪儿网等OTA平台高管纷纷入局直播，开始兜售自身的旅游产品。

更多的行业开始效仿。2021年，麦当劳中国 VP 文迪在内部鼓励高管开展直播自救时，搬出了梁建章的例子——他也希望消费者看到，品牌不是一个被编织出来的幻想故事，背后也站着一个个鲜活的掌舵人。

当这些平日里只出现在新闻里的人物，以最鲜活的方式活跃在直播镜头前，希望，也在这些互动的时间里埋下了种子。

事实上，比起梁建章亲自下场直播的成功经验，这场商业尝试更值得被研究的，是其中蕴含的责任感。很大程度上，这是区分商人和企业家最基础的分界线。

成为带货直播之前，已经卸任CEO的梁建章正一边在欧洲旅游，一边和编辑讨论自己新书的封面。当疫情把他一手创立的这家公司拖入了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他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回归”。

他需要对这家公司负责，也需要尽己之力，尽可能驱散行业阴霾。创业21年，这已然成为惯性。

他曾经上演过漂亮的“反击战”。2003年携程上市后，梁建章卸任 CEO，去了斯坦福读博士。结果，没多久，由去哪儿和艺龙发起的互联网“围剿”开场，作为前辈的携程深受冲击，股价一度从50美元跌到21美元。

正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梁建章火速赶回，拿出5亿美金打响“价格战”。最终，携程重返头部宝座。

质疑

梁建章爱写书，尤其是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之后。

从2012年到2020年，他先后出版了四本书：《中国人可以多生吗？》《中国人可以多生！》《人口创新力》《永生之后》。除了最后一本是科幻小说，前三部都是学术性著作，它们在豆瓣的评分，正在逐渐拉高，目前分别是7.5、7.8、8.0分。

在豆瓣，7分以上的学术著作，基本就堪称佳作了。

它们起初并没有这样的好待遇。2012年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时，梁建章刚刚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他在书中提到“取消计划生育”的想法。

这样的声音，在当年还是非主流。

2012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为12.8%，不算太低，大多数人还认为中国最大的人口问题是人口基数过多。梁建章的想法甚至被很多人嘲笑是“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残毒。

众人嘲讽，他也不恼。除了一直说，就是一直说。在人口问题上，他是固执的学者，而不是精明的企业家。后来他告诉儿子，“你要成功，一定要脸皮厚，在这个世界上脸皮厚一点儿没什么”。

变化出现在2014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人口局面的变化。一年后，中国放开了二胎。时隔5年，梁建章的呼吁终于得到了回响。他后来在参加《财新脱口秀》时这样调侃：

“2012年我就写了第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多生吗？》提了一个问题，过了一两年看回答的人不多，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多生！》”

等到2020年时，关于国内人口局面的严峻性，人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便很多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结婚生子，但几乎没人否认，我们的国家，需要在人口问题上进行更多更积极的改变。

或许是基于这种共识，或许是想找到更适合年轻人的表达方式，2020年，梁建章针对人口问题献上的著作是一部科幻小说：《永生之后》。

小说里，100年后的未来，长生不死药出现。但人类在长生不死与生育后代之间，只能二选一。世界因此被分为了“长生区”和“生死区”。一次，企业家达凯作为“生死区”的代表，舌战长生区，一场激烈的“生死之辩”拉开。

在辩论场，达凯引经据典字字珠玑。他抬出古神话愚公移山的例子：“如果愚公没有子孙的话，就只能被人认为是愚公了。”一番辩论后，会场陷入了窒息般的沉寂。

从某种程度上，达凯是梁建章的自我投射。和梁建章一样，达凯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IT男，喜欢穿运动服且思维敏捷，甚至和作者一样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

而二者更为相似之处则是：挑战常规，不惧质疑，坚持自我。

《永生之后》的内核是一则关于“催生”的故事。在单身思潮盛行的今天，这本书似乎并不讨人喜欢，在豆瓣，它一度只获得6.0的评分——这明显低于梁建章此前著作的平均7.5以上的得分。

但梁建章不在意这些。只要能激起更多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只要能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生育的重要性，他不在乎一时的争议。正如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出炉后，他提出的那个观点“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携程出这笔钱，我就认可梁建章”，在微博上，有网民留下这样的讥讽。

对于学者而言，自己研究的社会问题，被大众热议，远远胜过被漠视。尤其在人口问题上，毕竟，生育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只有他们真正改变了认知，建立起意愿，新生人口的数量，才有可能止跌。而这是解决人口困境的关键路径之一。

企业家梁建章也在发挥着更多的示范作用。

2021年下半年，梁建章已经在携程内部推行了混合办公。在携程，每周三、五员工可以选择线上办公；如果怀孕，日常上下班打车，公司报销，等孩子出生，公司也会发生育金。在内卷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携程几乎成了“别人家的公司”。

平衡

与在商战中的凶狠和关于人口问题时的锋利不同，在现实中，从梁建章身上捕捉激烈的情绪是件难事。比如2月22日的这场媒体见面会，一个小时的采访里，他始终保持着端正的坐姿，语气起伏和缓，即便在说出“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会比严重很多”这样的结论时，也没有明显的激动。整个现场，他幅度最大的动作几乎就是抬起垂下思考的眼睑，和记者们交谈。

这不是做过带货主播后的企业家通常给人的印象。

2020年后，中年企业家开始扎堆直播间——先是罗永浩卖艺还债，在直播间鞠躬，露出发量稀疏的头顶请大家“李姐万岁”，紧跟着当当的李国庆把公章系在了红腰带上，上演“夺权保卫战”，还曾在接受采访时怒摔杯子。

企业创始人们浓烈的情绪，连带着吊起了“吃瓜群众”的胃口，吸引着一波波流量，为自己新的事业铺路。但梁建章拒绝情绪标签。当有人问到他是否感到悲壮时，他回答：“悲壮，谈不上。我们只不过是放下一些身段跟架子就悲壮也太过分了。”

他似乎并没有多享受这件事。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他会不会想放下一切去做学者？“现在还看不到这一天。”梁建章双手交叉枕着脑袋，坐在座椅上，眼睛望向窗外。那天的上海烟雨迷蒙，他似乎想透过薄雾，看清后边的东西。

在大多数时候，他更习惯安静。据携程的员工回忆，在电梯间里碰到梁建章的时候，他常常是一脸“放空”的样子。他上过一次《奇葩说》。那天的辩题是“生二胎要不要必须经过老大同意？”现场一共100人投票，詹青云以这是一场强者对弱者的尊重为论据，为“必须同意”方掰回46票，成了那场比赛的“抢票王”。

但当马东扭头问梁建章的看法是，他先来了一场调研——“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来自二胎家庭？”没有激昂的情绪和迫不及待的攻击，即便是在《奇葩说》，这个以“吵架”出名的舞台上。

平静的梁建章，是蓝色的。

色彩测试心理学家吕舍尔认为，蓝色是天空海洋的象征，喜欢蓝色的人更豁达平和且注重和谐与信任。梁建章喜欢蓝色。2月22日的会议，梁建章穿着蓝色的西装，后边是蓝色的列车背景，上边用更深一号的蓝色写着英文“Trip”。

此外，梁建章用蓝色装点了自己的许多重要节点。2003去纳斯达克的时候他穿着蓝色西装，与其他三位“携程四君子”一起敲响了上市的钟声，2021年他穿着蓝色衬衣，在舞台上坚定宣布携程转型为内容营销平台。在百度百科、微博以及知乎的头像，他依旧穿着蓝色衬衣。对蓝色的喜爱也反映在了携程的调性中，携程旅行的logo也被设计成了蓝色的小鲸鱼。

在携程上海总部大楼一层，放置着巨大的蓝色地图。每当有用户使用携程App，他所在的地方就会闪烁出晶莹的蓝光，装点着宽敞的办公室。

2012年，梁建章返回携程后不久，便决定给予一线部门更大的权力和自由。一位员工曾向领导汇报竞对给商家的平台抽成更低，梁建章便告诉他，“你去告诉商家，我们不要抽成还额外补贴5块钱。”

2020年去云南直播的时候，一天行程结束，在回酒店的路上，走在最前边的梁建章说：明天7点集合。身后，传来一片哀嚎。梁建章停下脚步微微回头，我7点到，你们随意。

紧张的商业与自由的学术，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平衡。但偶尔，他突然出现的孩子气又会展现可爱的一面。

在和财经作家吴晓波对谈的时候，吴晓波问他是否后悔创业。毕竟，在携程发展最好的时候，他曾两次“跑路”。“不后悔。”想了想，梁建章又补充到：“我不会像马云似的说我后悔。”说罢，他眯着眼睛憨笑起来，像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文人式的天真，是企业家梁建章的另一面。他在13岁以“电脑诗人”的身份闻名上海时，后来的人生主题，已经初见端倪。

他在8岁开始尝试用电脑写诗，13岁，他设计出一款“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的程序，三个小时就能创作出400多首诗歌，且不重复。

后来他一路顺遂，从复旦大学少年班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硕士毕业时，只有20岁。创业4年，携程便成为了OTA行业老大。虽浸染于商业之中，但诗和远方之于他的重要性，从他日后的进修、出书、关注社会和人口问题，可见一斑。只是，这些选择的价值，在当时不一定为大众理解。

这也是瞭望塔上之人的宿命。他无法左右人们的看法，正如质疑声也无法让他停下警示的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