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韓「N號房事件」看網路性犯罪 政府做了什麼？台灣可借鏡？

2019年，南韩也曾发生类似的「N号房事件」，至今五年来，政府当局做了什么？情境示意图／ingimage

台湾艺人黄子佼去年深陷MeToo风波而神隐，今年再度因持有未成年少女色情影片，而受到外界挞伐，更让许多艺人和立委纷纷出面，呼吁修法加重相关刑责。其实，2019年，南韩也曾发生类似的「N号房事件」，至今五年来，政府当局做了什么？当年的受害者又如何走出阴霾？

当时是学生记者的朴智贤，永远记得那一天，她无意进入一个Telegram聊天室，在里面看到大量的未成年少女色情影片，强忍着不适，朴智贤不断挖掘出更多线索，最后让这起南韩2019年最大的网路性犯罪事件曝光。

这，就是震撼全世界的「南韩N号房事件」。

近期，台湾艺人黄子佼也因被爆出持有未成年少女不雅影片遭各界挞伐，而且事件愈演愈烈。这让外界不禁联想到，五年前发生的南韩N号房事件。

震撼全世界的「南韩N号房事件」。撷取自YouTube

专家：现行法律不足以遏止网路性犯罪

《海峡时报》分析，尽管N号房事件的幕后黑手已被逮补判刑，但倡议人士还是认为，现行法律和措施不足以遏止网路性犯罪。

根据报导，南韩政府在2021年12月后，开始实施「反N号房法案」，加强对数位性犯罪的刑罚，并强制要求南韩网路业者对社群平台进行监控，防止非法内容传播。

此外，凡是持有、制作或传播儿童色情内容的人，最少都会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心人士转向不受南韩法律管辖的海外平台来从事不法行为，像是Telegram，以及即时通讯软体Discord。

南韩监测和通报网路性犯罪组织Project ReSET倡议人士桑默．车（音译：Summer Cha）表示，政府需要强化法律强度，才能更具体处理数位性犯罪议题。

举例来说，在不知道受害者身分的情况下，传播性犯罪影片却仍不被视为性犯罪。此外，也没有法律惩罚言语虐待和散布有关受害者的不实个人资讯。

更糟的是，如果罪犯将资料储存在云端而非电脑中，检调会更难缉捕归案。

「如果不修法，问题将不断出现，形成恶性循环，」车向《海峡时报》表示。

根据统计，南韩警方在2021年通报超过1.6万起的数位性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加17%。专家怀疑，实际数字被低估了，很多案件都没有获通报。

除了法案，南韩政府也在首尔、釜山和仁川等大城市设立「数位性犯罪中心」，对受害者提供支持。

「不只南韩！全世界都需要处理性犯罪问题」

首尔数位性犯罪中心主任李恩贞（音译：Lee Eun-jeong）介绍，该中心在2022年3月开业，至今已帮助300多名的受害者，其中不乏10几岁的青少年，以及20、30岁的青年。

李恩贞说，受害者最想要的就是「删除他们的影片」，截至目前为止，性犯罪中心已帮助删除3000多部影片。

她表示，希望以「预防」为最优先，借此提高民众意识，认识到数位性犯罪是错误的。

「数位性犯罪不只在南韩受重视，更是全世界都需要正视的议题，」李恩贞强调：「数位性犯罪随着科技发展会不断变化， 因此，随时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有了上述这些方案，性犯罪事件真的就能有效解决吗？随着数位性犯罪事件愈来愈普遍，社会的关注度也开始减弱，倡议人士担心，这会衍生出更多问题。

交棒给更多人，让火持续燃烧

《海峡时报》指出，N号房事件主角、Telegram上的Nth Room虽已不复存在，但在原本的犯罪影片仍然在网路上流传，这证明了要彻底根绝数位性犯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不只如此，山寨版的N号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甚至出现所谓「N号房2.0」，创办人威胁九名未成年少女，并在Telegram上散布1200多部犯罪影片，所幸犯人已被逮补。

27岁的南韩政治家朴（音译：Park）提到，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依照目前的情况和松懈的管制，一定会有更多数位性犯罪会发生。

「数位性犯罪的问题，是出自于N号房，我们却不能对Telegram实施任何制裁，」朴说，她也加入共同民主党，希望找到「更严格、更强大的方法」，来杜绝这类犯罪。

通讯应用程式Telegram。图╱美联社

南韩监测和通报网路性犯罪组织Project ReSET专家柳英（音译：Yoo Young）语重心长地说：「要改变社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讨论度降低，议题就会消失，」

她强调，情况正逐渐好转，如果大家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能把火炬传下去，让这把火可以持续燃烧、持续被看见。

「觉得休息是一种罪，因为会有更多不法影片被散布」

《BBC》采访到一位南韩咨商师李孝琳（音译：Lee Hyorin），阐述她如何帮助性犯罪的受害者。

「有好几次，我都觉得休息是一种罪过，因为这就代表会有更多性犯罪影片流出，受害者会遭受更多痛苦，」李孝琳沉痛地说：「即使得夜以继日地工作，也必须删除这些影片。」

自2017年以来，她一直在处理数位性犯罪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但她很快地意识到，只有删除犯罪证据是不够的。

「当性犯罪首度作为社会问题出现时，其实没有任何系统可帮助受害者，因此才成立数位性犯罪中心，不只是删除影片，更为受害者提供任何必要协助。」

李孝琳说，来到数位性犯罪中心的受害者都会怪罪自己，「当他们这样自责时，真的很让人痛心，我会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你的错。」

她认为，从这种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是他们康复的基础。

「我们对康复的定义是，不但能走出伤痛，还能将过去的经历化作成长养分，努力活下去。」

然而，李孝琳在帮助性犯罪受害者的同时，自己也承受不少压力。

「提供咨询时，我确实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还患上类似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疾病，」她说：「我之前看到一部影片，主角很像我和我的伴侣，让我整晚情绪溃堤，我真的很害怕，直到隔天早上，才确定那不是我。」

李孝琳认为，这般沉重的压力，让咨商师也要接受辅导，才能顺利完成工作。

「数位性犯罪会剥夺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因此，我们绝不能停下手边的工作，」她最后总结。

（本文出自2024.04.10《远见》网站，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