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在台湾》我的硕士论文是如何诞生的
青浦区档案馆老馆（作者摄于2019年4月4日）
2019年3月底的一个闷热的夜晚，台湾政治大学自强一舍宿舍内。
自感前一个选题已经难以驾驭的我，此刻感受到的是异乎寻常的压力：到了研究生二年级的下学期，竟然还没有确定合适的选题。这样无路可走般的焦虑，甚至一度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还适合走学术研究的道路，乃至于在那段时间，我经常夜不能寐。
●找不到选题的焦虑
又一个失眠的夜晚里，受困于毫无灵感与身边蚊虫侵扰的我打开了手机，点入「青浦档案」的微信公众号，期望能从公众号推送的地方文史掌故中寻求我学位论文的灵感。当我翻到了一篇名为「不能忘却的记忆——八十年前（1937年）双11青浦沦陷记」的文章，看到文内附上的几张摄于1937年「八一三」前后的历史照片时，不禁眼前一亮。
难民集结于青浦县城艮成门外（图片原档：《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0期，1937年，第2页）
难民在青浦县城东门体育场上（图片原档：《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0期，1937年，第2页）
图片说明清晰地指向了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淞沪会战爆发以来，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收容来自苏、浙、皖、鲁等地的难民共计14286人」。看完这些照片，在惊异于能够看到八十余年前故乡青浦的珍贵图像之外，更让我感叹的是照片背后井然的救济秩序：只见难民拍着队领着食物，虽然不可避免地，这些难民的心情必定是焦急、紧张的，但在如此紧急的情势下仍然秩序不乱。这就让我萌生了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青浦红十字会能够有如此强的动员能力，在组织如此大规模营救行动的同时，还能够很好地维持在场秩序？
顺着这条线索，在白天起床后，我立刻着手对青浦红十字会相关资料的搜索，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到「申报数据库」，以青浦红十字会等关键词作为引子，一个名字逐渐纳入了我的视野：徐熙春，他是青浦红十字会的创办人和主要负责人。在青浦方志办网站青浦史志（http://qpsz.shqp.gov.cn/web/showpage.aspx?id=3262）的「探宝」中，我搜索到了《上海市青浦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的电子版，其中「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大事记」、「红十字会遣送难民之经过」等史料，不仅叙述了作为会长的徐熙春如何调度各方面资源参与青浦县城内外来难民的疏散， 还翔实地记载了疏散难民的船只数量、难民前往的目的地方向等信息，让我进一步对青浦红十字会在抗战时期的义举更感好奇。除此之外，这些资料都明确标注了资料的来源，它们都收录于青浦区档案馆。
趁热打铁下，我前往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因为他们的电脑有全国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的授权，在搜索的过程中，我果然搜索到了一篇由原青浦红十字会秘书长徐福洲先生《徐熙春与青浦红十字会》一文，该文详细地介绍了青浦红十字会从1924年创建之后，至1951年改组前，在战乱频仍的青浦县如何多次行善，搭救黎民的往事。行文包含深情的叙述，让我对于徐熙春，这位我先前一无所知的乡贤不由肃然起敬，也更加地激发了我想要探索其生平还有他创立的红十字会，究竟在地方社会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的兴趣和热情。
2019年的清明假期，我买了一张回上海的机票。在4月4日特意跑了一趟青浦区档案馆，想打听一下青浦红十字会征信录的收藏情况，并希望能够阅读这些征信录。但是很不巧，青浦区档案馆那个时候正逢库房搬迁，大批档案正打包搬运至新馆，工作人员表示恕不接待外来查档者，我又陷入了一段时间的迷茫。
●史料匮缺恐难成文的担心
不久后，我出于一半无聊，一半淘宝的心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了「徐熙春」三个字，竟真被我找到了一本《纪念徐公熙春诞辰一百十周年》的集子，店家开价100元人民币。最开始的时候，我惊异于这个价码：一本薄薄的集子凭什么开到这个价。但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我人生中所花的最值的100元之一，因为她的到来直接鼓起了我进一步探索的勇气，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100元「带来」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
《纪念徐公熙春诞辰一百十周年》书影。（作者提供）
在渡过了台湾海峡之后，在2019年5月8日，这本100元的集子到了我身边，翻开一看，我不由感到惊喜：这本集子中收录了大量青浦红十字会内部刊行的为取信于捐款者而编写的四册「征信录」行文片断，完整地记述了青浦红十字会从在江浙战争中草创（1924年）到承担大规模营救难民任务的史实。结合先前在政大图书馆所借阅的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梁其姿《施善与教化》等专着，我逐渐意识到这些征信录的资料很可能不仅仅涉及青浦红十字会本身的运作，更可以将这些征信录视作一类理解青浦地方士绅如何借助慈善组织深度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直接证据，探索地方红十字会与地方社会关系网的联系，这一更深邃的命题。
慢慢地，我也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逐渐搭建起自己的行文框架。但是我一直担心，选这么小的选题，就这么些史料，足够支撑我写完一篇有规模的硕士学位论文吗？
档案馆不入其门，以及史料的暂时匮缺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内心打击，对选题可信性的迷茫感始终萦绕着我的内心。一方面，我不断通过一些方式，尽可能联系一些关系人（例如前文所属的徐福洲先生），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了徐熙春先生曾孙徐建新先生的追忆文章，我就脸皮颇厚地直接在文章底下留言，表达我期望通过口述访问的方式进一步探得徐熙春先生生平的更多信息，以及求取徐家在2014年所编的《青浦徐氏族谱考正集暨纪念徐熙春先生一百三十周年华诞》，而另一方面，我必须要寻找到合适的指导老师：在政大，必须要拿出可行性方案才可以去找目标导师签字，方可接受指导论文写作。
我在硕二上原本期望做上海四川北路的街区史，但我需要阅读大量日文资料，学习日文时间周期太长，恐怕赶不及毕业，而同时计划的问题意识很薄弱，所以这份计划最终胎死腹中，我不得不中止了和原先目标导师合作的可能。2019年的春天，我可能经历了人生中最晦暗的一段时光：如无头苍蝇一般的迷茫，还有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始终如蛇一般缠绕着我，让我很多时候喘不上气。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选题，但未必能保证成文，不少老师都因此把我的指导请求委婉拒绝。就这样，我进入了求学生涯中，最浑浑噩噩、无助失落的一个暑假。
●导师伸出温暖援手
时针指向了2019年10月，我的指导请求由于各种原因（如导师学生已满等）接连不断地遭拒，在手机上我经常会搜索「研究生延毕会怎么办」等问题。论文资料的收集始终没有尽如人意，再好、再完整的计划如果没有史料，又何以能成文呢？
在每日痛苦的徘徊中，政大历史系的王德权老师及时地伸出了他温暖的双手。他是政大附近基督教会的教友，平时也会以教会聚会的名义，组织一些侨陆生聚会，我们也通过这些聚会认识了不少至今尚保联络的好朋友。王老师本身人也十分热情，在我在这个学期回台的时候，他询问了我学位论文的进度。当我说我还没有确定指导教授的时候，他又着急，又带有一丝丝责备：怎么还没有确定呢？我说其实我有一些想法：选择家乡的红会作为研究对象，手上有一些资料，包括往地方社会史方向的推展等情状告诉他，他说其实你完全不必拘泥于找完全匹配选题的导师，系上有一位廖敏淑教授，目前应该还可以接学生，赶紧去找她询问意向。我先前知道廖教授是北海道大学回来的，研究能力非常强，对学生要求高，而且她真正的研究方向是清代的外政（即政府对外事宜），和我这个研究主题相去甚远。
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思，向廖教授发送了我的研究计划，还有最近的一些想法。没想到，廖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指导请求。在正式签字前，我们师生之间在廖教授的研究室内，不仅讨论了论文可行性的问题，还借此商讨了未来我的学业规划。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有想报考现在的导师苏智良教授的想法，廖老师当时就建议我，不用多犹豫，直接作为首选目标：因为在一次中日关系的研讨会上，廖老师听过苏老师的报告演讲，而且甚为敬佩苏教授的为学与为人。再加上我是上海本地人，大概率也要在上海本地就业，苏教授是一个拓展本地人脉，又完美契合上海城市史研究方向的最佳选择。
上海青浦区档案馆新馆（作者摄于2019年11月6日）
运气说来就来！几乎就在同时，我听到了青浦区档案馆新馆开放的消息，于是我请求系上为我开一张查档证明，并借着在11月3日考教资的机会回上海，在11月6日我就奔赴青浦区档案馆新馆，拿着查档证明请求阅档。这一次，青浦区档案馆终于同意了我的阅档请求。我顺着先前记录下的档案号，调阅到了W-93-191，青浦红十字会第四册征信录（抗战期间的记录）。在看到征信录原件的那一刻，我真是欣喜若狂！因为我深知，如果将这些资料辅以报刊资料，以及上海档案馆的查档加以用心咀嚼的话，应该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学位论文。于是，在那个11月，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家与青浦档案馆之间，我自己成为了档案馆看档的老面孔。就连档案馆的服务人员都说：已经很久没见到来看历史档案的人了。
喜上加喜的是，我先前在徐建新先生文章下的留言，被他公司的员工看到了，并与我取得了联系。徐建新先生表示，他的一位叔父徐家益先生高龄94岁，身体健康，记忆能力很强，记得不少徐氏家族及红十字会的旧事。欣喜之余，我在2020年元旦，便前往徐建新先生的府上，见到了家益老先生，并进行了口述访问（全程录音）。在这次访谈中，家益先生侃侃而谈，从徐家在上海经营的事业，再到他记忆中的徐熙春先生，这些珍贵的亲历者资料，又为我的论文材料「如虎添翼」。尽管老先生那个时候有些讲嗨了，一些资料还是仅仅停留在口耳传说的层面，无其他资料佐证。
●导师严格把控细节
就这样，我正式开始了论文的写作工作。但是，一个突然的变故打乱了我全盘的计划，就是新冠的流行。这场大疫让我不能回台报到，也打乱了我的毕业规划。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也得以留在青浦家中，以一手资料为伴，论文写作还能推进下去。
幸好，在短暂的封闭后，青浦档案馆重新开放了。在获知消息后，我再次进入档案馆查询资料，这一次，我改变了查档策略，既然第四册的档号是191，那么以此类推，第三册是不是190，第二册是不是189，第一册是不是188？在查档请求发出后，果然我的判断得以了验证，是对的！我获得了完整的四册征信录的文本，从开会时的大事记，再到募捐人名单，一直到1951年青浦红十字会改组，这四册征信录保留了青浦红十字会的完整生命周期，且内容庞大。加上已经在《申报》、《新闻报》等民国报刊上撷取的青浦红十字会广告等信息，我再也不会担心论文资料不够的问题，先前的焦虑感烟消云散。
其实，就论文写作过程本身而言，是相当顺利的。我的导师廖敏淑教授是一位对细节把控非常严格的老师，她会要求我在每一章写完之后，将写好的章节交予她过目。她不但会挑其中语句不通顺和错别字等字面上的瑕疵，更会给予方法论的指导以及逻辑盲点的补充，例如她会为我推荐黄宗智（Phillip Huang）有关中国社会「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即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共同形成的中间领域，主要负责地方上的社会自治等事宜。这些理论的运用，又使得我自己的行文有了突破既有知识盲区的新观感。我也没有想到廖教授在自身研究领域专精的同时，竟也能对晚清民国的社会形态有如此深刻与准确的把握！于是，我的行文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感觉到写作本身的快乐。我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论文观点的打磨，以及论证逻辑链的不断完善上。终于在2020年6月初，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告竣，耗时五个月，篇幅9万字。有鉴于资料较为集中，我最初预期自己可能也就四五万字的篇幅，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一篇有意思的学位论文。并最终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毕业后一年的春光三月，我在青浦福寿园为祖母扫墓后，特意来到徐熙春先生的铜像前，向他表达我由衷的敬意。我自己在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深深地为徐熙春先生在危难一刻，发扬大爱，急公好义，拯救黎民的义举所感动。在我硕士论文的谢辞中，我如是评价徐熙春先生：
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用在先生身上是好不夸张的。因此面对这样一位真侠士的相关事迹，我实在难以选择转身走开，也坚定了我选择这一题目的决心。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语：「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学习历史最大的魅力，莫过于通过文字的连结，能够与过去的高尚灵魂同呼吸，共感情。我自己在行文的时候，也深感如此义举，必须要通过我的文笔得以传扬下去。人间的大爱与大勇，就是靠这纸短情长间代代流传，不是吗？
回望我这一段写作历程，也是我个人心性得以淬炼的过程：在探索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与焦虑、自我怀疑等不良情绪拉锯，最终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熬过了不快，终于酿出了一篇我自己满意的作品；而在行文的过程中，熙春先生的大爱与大勇，感染着我的同时，又不断鞭策着我一定要写好他的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他当年的义举。
很高兴，我最后通过那一方文字，留住了熙春先生历史上的义举，也通过那诞生的漫长与艰辛，让我遇到了更好的自己。如同我最喜欢的英文歌曲之一《My Way》中的歌词一般：
Yes,there were times／I'm sure you knew／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But through it all,when there was doubt／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And did it my way.
中文：是的，我相信你知道／我背负不能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就算充满疑惑，／我打落牙齿和血吞，／我历经这一切，仍昂首屹立。／我用我的方式做到了！
（陆轶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政治大学历史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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