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男性都去哪了
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青年，每年国庆回家都要遭遇这样的逼问：你也不小了，为什么还不找对象？
这个问题，越细想，越会让你怀疑人生。
掂量起自己的条件，说长相，打扮打扮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说学历，不高攀清华北大，读的大学也还算凑合；说家庭，谈不上富二代，也勉勉强强能步入小康。
但这样的你，却永远看起来还不错，永远找不到对象。
眼看着儿时的玩伴，一个个都结婚生子，朋友圈从沙雕中二风，走向秀恩爱晒娃，你心里难免会有些落差。
谁不想甜甜的爱情降临在自己身上，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单身男人，都去哪了？
谈婚论嫁，真的是男多女少吗
按照常理，“男多女少”的社会现状似乎是我们的共识。
拿最接近90后这代人出生时的人口普查情况来说，1990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11.4:100[1]。单单拿数据来说，似乎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更不占优势，而女性才是需要做选择题的。
但婚恋市场的真实情况，却没有如此偏爱女性。
如果身为单身女性的你，也有过被父母逼着去参加万人相亲大会的经历，你多半会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的人，“女多男少”才是相亲活动的真实面貌。
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忽略了婚恋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年龄匹配。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伴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招，相比父母，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学校中度过了更为漫长的时间。
自然，这也就不难解释微博热搜上#我和父母25岁的区别#的话题，25岁时的父母，可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你，但25岁时的你，可能才刚刚毕业。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自然推迟了我们的结婚时间。
2018年6月25日，沈阳师范大学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但这个推迟，对男女来说，意义却完全不同。
一项对陕西全省24-35已婚妇女的统计显示，男大女-1到5岁的婚姻占比在80%以上[2]。当男生读书到30岁，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比他小几岁的姑娘结婚，但同样的情境却很难在女性身上实现。
我们普通人不是明星。高圆圆可以找比自己小5岁的赵又廷，霍思燕可以找比自己小5岁的杜江，但你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这样的大龄“姐弟恋”组合。
因此，我们需要看的不是简单的男女比例。我们不仅要看24岁男性与24岁女性的比例，还要看25岁男性比23岁女性、26岁男性比24岁女性的比例。
而要想知道“潜在恋爱对象”具体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得回到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出生的时候。
虽然80年代每一年出生婴儿都男多女少，但是每年婴儿的出生量不断递增，所以早几年生出来的男婴，还是要比晚几年生出来的女婴数量少。
假设80后的婴儿都安然长大，当到了找对象的年龄，按照女性找年长几岁伴侣的婚配模式，“女多男少”才是真实的匹配现状。
比如来到2013年，1985年出生的1175万女性刚好是28岁，而1984年出生的29岁男性是1156万人，1983年出生的30岁男性是1064万人；早于1983年出生的31、32、33岁的男性数量分别都不超过1000万人[3]。
找不到对象，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锅。
当然，上述假设相对简单，人口学者姜全保等做了更复杂的数学计算。
假设女性都找大她们-1到5岁的男性，即小她们1岁到大她们5岁大范围，那么2010-2020年将是男性短缺的阶段。比如在2017年，每100个女性，只有85.7个男性可以匹配结婚，男性要比女性少14.3%[2]。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校园里的男同学，毕竟再过几年，他们可能就是学妹们的结婚对象了。
2008年6月20日，北京大学，一对情侣骑车经过一条毕业生心理讲座的横幅
不过，有意思的是，姜全保认为2020年左右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的婴儿出生量，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持续增长下去，年龄结构的阶梯转了向。而每一年的男婴都比女婴多得多，这种规律还是在的。
2020年之后，考虑了男大女婚姻的普遍性，年龄结构的作用也会被性别结构带来的影响抵消和超过，以后将是男性过剩不断积累的时期[2]。
今年（2020年）中国大陆男女分年龄数量
像2020年，28岁的女性有970万，而29岁的男性有1169万，30岁的男性有1262万，往上31岁、32岁的男性也都挺多[4]。
换句话说，如果你晚出生几年，可能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早年间为恋爱焦虑的女生，一定没少听这样的吐槽，“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
戏谑的背后，也揭露了女生找对象的另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受教育的匹配程度。
一般来说，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不太会 “下嫁”。而学历，作为一个相当强的社会经济地位信号，女性的目标配偶的学历至少得和自己不相上下。
2019年12月10日，杭州，浙江农林大学考研教室里，备考考生正在复习备考
不过，拥有这样心理预期的女性，往往在婚恋市场上，需要面对惨淡的现实。
先拿在大众印象里最“愁嫁”的群体女博士来说，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10-2019年统计数据来看，实际上博士研究生“男多女少”，不过，女生的占比在近十年在上升，占比最高的2019年为41.32%[5]。
这样看似乎还好，但在硕士研究生和普通本科生中，女生的占比通常多于男生，把博硕研究生合计来看，2019年的数据显示，女生的占比还要略多于男生，占比为50.56%[5]。
也就是说，假设硕博研究生全部内部消化，那男生还是缺了点的。
更何况，女性一般会要求男性的学历起码不低于自己。一个博士毕业的女生，不太可能嫁给普通的本科生。但反过来，你却能看到博士男生娶了本科女生。
2018年11月10日，郑州绿城广场的相亲角
所以，高学历女生确实更容易剩下。
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毕业之后回到县城老家，那她大概率需要调整她的择偶预期。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份研究，收集了2003-2013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结果发现女性更可能在生源省或院校所在省就业，且多进入事业单位。但与之相对的，男性到非生源及院校的其他省的倾向要高于女性[7]。
厦门大学的副教授郑育琛对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男生一般情况下更会利用空间流动来寻求更会的发展机会，但对于女性来说，则一定程度上存在“流动惰性”，也就是说，她们的流动意愿会更低[8]。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考点
不可否认的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传统观念或许还在影响着相当多的人，与女同学比，有发展潜力的男同学可能不那么愿意回到家乡。
这样一来，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稳定工作的高学历女性，可能就会面临着尴尬的择偶境地，你翻遍整个小县城，可能也找不到几个和你学历匹配的男青年。
小县城的生活，工作稳定，生活富足，但孤独它也会时常围绕着你。
谈到这里，另一个决定爱情是不是一盘散沙的物质条件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房子和户口。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女方嫁到男方家去的更多。在2005-2010年间，女性迁移在跨省婚姻迁移的占比能达到85.65%[9]。
具体来看，女性婚姻迁移，一般是嫁到更好的地方去，研究数据发现，女性更容易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这一转移在男性身上却很少实现[10]。
2000年3月，河南洛阳宜阳县，乡村男女青年集体见面相亲
也就是说，农村女性其实更容易找到城市丈夫，但情况放在农村男性身上就比较惨了，他们往往对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都不具有吸引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媒体上报道，农村的剩余男性问题严峻[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中的男女，就能收获一份美满的爱情，房子和户口依旧是最现实的限制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的一项分析显示，在2007年，城市规模扩大一倍，适龄青年结婚概率降低10.5%，且这种影响强度有扩大的趋势[12]。
大城市的婚姻生活，可不止柴米油盐铺洒的一地鸡毛，还有买车、买房、养孩子堆砌的重重大山。逃不过现实的无奈，即便是来到大城市的优质女青年，也很有可能被剩下。
2020年9月5日，北京，海淀黄庄附近
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006-2013年间，上海市比例最高的婚姻依然是本地户口男女之间的结合，而两地户口的婚姻占比大约只有36%左右[13]。
如果再往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将两地户口的婚姻拆成四种模式：本地男与流动女（流动指没有户口）、迁移男（迁移来已落户）与流动女、本地女与流动男、迁移女与流动男。结果显示，前两者的婚姻占比最多，分别为近40%和近30%[13]。
另一项统计数据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012-2015年在上海结婚的女性迁移占比为70.72%，赴上海结婚的女性为14.4万人，而男性只有6.0万人[9]。
换句话说，在这场婚恋博弈中，再次出现了两端的相对剩余：本地户口的女性，与没有上海户口的男性。
2018年2月21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铁路上海虹桥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优质，有时候反倒成为单身女青年恋爱的限制。
当然，婚姻中要考虑的条件匹配还有很多，比如身高。在上海登记结婚的两地户口婚姻中，上海女性偏爱东北男性，上海男性偏爱西南地区女性。这个现象大抵与身高有关[13]。
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因为种种限制，单身女青年仿佛注定和爱情擦肩而过，而这一切，似乎完全不是你的错。
但当你下次春节回家，无论你解释多少，你妈都会把这当作借口，她才不管这么多，那句灵魂拷问依旧会时常围绕在你耳边：闺女，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对象啊？
参考文献
[1]Jiang, Q., Ge, T., & Tai, X. (2019). Change in China’s Sex Ratio at Birth Since 2000: A Decomposi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1-28.
[2]姜全保, 李晓敏, & Feldman, M. W. . (2013). 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000(005), 60-67.
[3]依据联合国人口司1985年人口截面数据推算：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Interpolated/
[4]依据联合国人口司2020年人口截面数据：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Interpolated/
[5]依据教育部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s6200/
[6]依据教育部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9/qg/202006/t20200611_464800.html
[7]马莉萍, 刘彦林, & 罗乐. (2017). 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的性别差异:趋势与特点. 教育与经济, 000(001), 13-19.
[8]郑育琛. (2018).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性别差异的调查分析. 大学教育科学, No.170(04), 45-52.
[9]Wang, Q., Zou, Y., & Fan, D. (2019). Gender imbalance in China’s marriage migration: Quantitative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83, 406-414.
[10]Jiang, Q., Feldman, M. W., & Li, S. (2014). Marriage squeeze, never-married proportion, and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3(2), 189-204.
[11]Meng, L., & Zhao, M. Q. (2019). Bride Drain: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China's urban-rural divide. Labour Economics, 58, 69-80.
[12]范红忠, & 李名良. (2015). 城市规模与中国城镇适龄青年个体结婚概率. 中国人口科学, 000(005), 94-103.
[13]赵晔琴, 郭璇, & 丁金宏. (2016). 两地户口婚姻:类型分布,教育匹配及地域特征——以上海市为例. 人口与发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