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價調整最須注意的是「時機」

4月起电价将调涨。联合报系资料照

【撰文／陈博志】

最近电价上涨，有不少人批评说这可能会伤害低收入户和小型企业，也有人批评说会引起其他物价的上涨甚至通货膨胀。这些现象确实可能存在，但电价不可能为了避免这些现象而永远不上涨。基于效率和公平的理由，绝大部分专家和人民都认为电价长期而言必须反映成本，政府即使为了保障弱势生活等理由而对他们补贴电费，通常也是做有限金额或比例的补贴，因此电力成本持续上升时，电价迟早仍要上涨。有人负担不起及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只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永远不涨电价不是办法。而其他方法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涨价时机的选择，因为有些时机涨价可能造成的伤害比较小。要讨论各项电价上涨政策，要看其「时机」是否恰当，而不是凡涨价就只会批评说会伤害弱势及引起通膨。

考量「保护弱势」

先从保护弱势的角度来看，电价上涨会增加弱势家庭的生活成本，而在他们生活愈困难时，同样用电成本的增加所造成的痛苦会愈大，这就暗示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薪资停滞、其他生活成本上涨不少时，电价上涨会造成弱势者较大的困难。若没有配套办法，如发给消费券或低收入津贴等政策来补救，这些时候就较不宜调涨电价。过去几年疫情期间，政府忍受台电亏损而不随成本上升调涨电价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当时有不少人因为疫情而有较大的生活压力，现在疫情已缓和，景气也回温，可能较宜于调整。

小型企业的问题也类似，但可能更敏感。因为电价上涨若使家庭生活成本增加a%，就可能使他们能享用的东西减少a%或受到a%的伤害。而电价上涨占成本的比例只要大于小企业的利润率，小企业即可能因而变成亏本难以继续经营。所以电价上涨时机要更注意当时小企业的处境，包括景气、利润率、成本能否转嫁到售价，乃至汇率和其他物价的变化。2008年马政府油电双涨政策就是在全球景气正在下降之际，所以受到批评。而油价上涨更选在下班时间之前宣布，使人民抢在涨价前加油以致造成大乱，则是更细节的时机错误（请参阅：陈博志，〈油价的经济学不是只有反映成本〉，《看》杂志第18期，2008年8月本专栏）。

电价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为复杂，而时机的选择也更为重要。电费在不少产业是重要的成本，电价上涨使不少产业的售价可能至少部分反应成本而上涨，而这又会引发另一批产业成本和售价的上涨。这些价格很可能会随电价上涨的现象，也会引发人们对整体物价上涨的预期心理，而可能进一步引发通货膨胀的动态作用。

如果电价上涨时恰好已有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心理，厂商也较容易把上涨的成本转嫁到售价上，甚至涨更多，则电价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较高，实际发生的物价上涨率也可能高于只反应电力成本时应该造成的物价上涨。所以电价比较不宜在通膨预期心理较高或较易被触动的时机调涨，以免其带动物价上涨的作用被放大。

考量「通膨预期」

话这样讲好像很简单，但实际政策判断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有些利弊相互冲突的情况。景气不好时较不会引起通膨预期和物价过度上涨的现象，但因为成本不易转嫁到售价，对弱势企业的伤害可能较大。而在景气好而通膨预期高时，若暂时冻结电价，很多人仍知道电价将来迟早要涨，并把可能涨幅加到对物价上涨率的预期之中，使冻涨的效果不大。

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时的经验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当时国际景气很好，很多物价快速上涨，我国有巨额的出超而国内资金充斥。政府担心油电和其他公用事业价格上涨，会带动更大的通膨预期及实际物价上涨，因此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宣布各种政府控制的价格都冻涨。然而当时国内外物价上涨的压力已非这项善意政策所能抵挡，不少人把这些冻涨价格解冻时可能带来的物价上涨，放到通膨的预期心理之中，所以物价上涨的压力难以降低。

但实际上还没上涨的那些价格，却使人们有更多的购买力在各种产品和不动产形成更大的需求压力，甚至也使某些出口品暂时有偏高的国际竞争力，而造成更多的出超、货币供给，以及薪资和其他价格上涨的压力。于是到次年春节政府让各种冻涨的价格解冻时，其他产品和工资已上涨超过原本该有的程度。解冻之后更又因为成本的反应而带来进一步的物价上涨。结果1973年和1974合计，我国的物价上涨率是全球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产品国际竞争力因而下降，再加上能源危机之后的全球不景气，使台湾遭遇二战后少有的经济衰退。但政府当时把衰退的原因全推给能源危机和国际不景气，所以这些经验一般人并不太了解。所幸2023年的全球通膨远低于第一次能源危机，而且经济也不太景气，台湾也只冻涨电价，所以并没有造成像1973年那样的不良后果。

考量「国际成本」

电价上涨另一个时机问题是国际发电原料成本的变化。国际成本上升理应反应为电价上涨。但若电价马上跟着上涨而带动相关物价上涨之后国际成本却大幅回跌，则我们即使马上也让电价回跌，原先涨电价时被带上来的各种物价，却可能因为价格的向下僵固性而不容易回跌，因而可能使物价变成不必要地上涨过多。这就有可能使我国物价上涨率高于外国，甚至降低国际竞争力。因此当国际成本如原油价格上涨时，若我们研判它不久之后会回跌，则可能不宜让国内油电价格马上跟着上涨。但国际成本的未来变化并不易预判，所以电价要不要或要等多久用什么速度来反应成本，也不是有简单答案的政策。

虽然影响电价调整时机的因素相当复杂，很难在文章或法令中订出明确的计算公式，但本文目的就是要提醒执政者和论政者，只要一直留意前述各种因素，并不难选择较好或至少避开太不恰当的时机。若有人不考虑这些时机的因素，而只因为电价上涨会使生活成本、生产成本，以及价格上升就直接反对上涨，恐怕不适合当决策者甚至评论者。电价和大部分政策一样，不可能只有利没有弊，也不太可能没有不确定的因素，决策者要有能力在利弊的可能性和时机中做判断和选择，评论者也要就这些判断做评论。

趁机「重启核电」？

至于有些人说若不反核电或重启核电乃至核四就不必涨价，则是一种混水摸鱼的说法。即使一直有固定数量的核电而且其成本不变，其他发电成本上升时，电价一样要上涨。而重启核电是争议极大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到的事，所以和现在电价是否该上涨也是无关的，即使将来要再用更多核电，依现在的成本来看，电价迟早仍应上涨。何况核电除了有很大的风险且废料无法处理，是否像拥核者说的那样较为便宜，国内外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议题很专业而复杂，在本文乃至最近电价问题的众多讨论中都没办法详细说明。拥核者在这时候来推销核电，也可能是利用人们正在烦恼电价上涨的时机，来使人忽略或没空讨论核电的真实成本及风险，因而能混水摸鱼而吸引一些人支持核电。就这点而言，他们倒是找对了宣传的时机。

本文摘自《看》杂志第255期，更多内容请见http://www.wa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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