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民主下的低价与低薪

（本报系资料照片）

前财政部长许嘉栋教授发表〈放松物价管控，解低薪与低价之结〉鸿文，认为台湾低价和低薪形成恶性循环，已成难解问题。在全球化下所得分配恶化，政府为照顾民众，多方管制公用事业价格，并严格监管民间调价，造成民间价格亦难调整，也影响薪资上涨，引起了这种后果。

许教授建议，政府应藉本次军公教调薪之机，解除对油电水和劳健保、教育等长期遭压抑的基础设施价格之管制，适当调涨以达合理价格，让民间薪资被动调涨；同时以「移转支付」补贴弱势族群。只要维持相当程度的竞争，民间价格不可能涨得过高。

许教授建议方向正确，值得政府重视。然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何政府会采用这种物价管控模式？

从政治上争取选票的观点来看，全面性的管制价格会影响所有的选民，能争取到的选票可能远高于放手让物价上涨并补贴经济弱势族群所能得到的选票；因为后者多数选民没被特别关照，无法争取到大量选票，而被特别关照的弱势族群的投票率可能偏低，所以只追求选票极大化的执政者自然会不顾台湾的长期发展，放弃只照顾弱势、同时放手让物价合理上涨的施政选择。

若上面推论正确，那就很容易解释为何台湾会产生这个「连体婴」，而且这种简单的政策还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在公共价格经常冻涨、利润偏低之下，许多新能源在台湾无法被公营企业透过研发来提供，因为缺乏合理利润和资源。例如，除了找欧洲风电企业来台投资以外，台湾其实可以发展海浪、潮汐、洋流、马路等各种发电模式、寻找更多的地热发电点，甚至中油可以发展技术、开发西南外海的甲烷水合物（可燃冰）。但在冻涨经常腐蚀获利之下，根本看不到该有的作为，让台湾的新能源发展牛步化。

此外，学术界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也在式微之中。由于政党轮替频繁，少有政府高层愿意倾听学界意见，因为在「五日京兆」心态之下，少有政治人物愿意考虑3、5年后的事。早期，中央研究院的财经院士经常联合对财经政策提出极具分量的见解和建议，让政府必须重视参考；也许今天的财经专家们应该仿效，针对一些重大财经策略集体发言，以获得政府重视。

方向正确的政策，实施的时机也至为重要。财经专业者都赞成的「证券交易所得税」，近年在两度闯关下都铩羽而归，当然和推动的时机有关。目前疫情肆虐，受冲击较大的多属于低薪的服务行业，所得分配不均也正在扩大，这些正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庶民们，一时之间恐难承受物价进一步的上涨。

许教授虽然建议在放手物价管制的同时，可以补贴弱势族群，但实务上恐难以掌握还在变动中的弱势认定和补贴幅度；可能要更积极搜集家庭经济资料，等疫情舒缓、经济情势稳定下来后，再落实此项重大政策变革，才会有更高的可行性。（作者为华梵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兼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