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叶明勋《感怀集》 -- 战后60年见证 （四）

辜振甫(左)与叶明勋连襟合影。（图／叶文心提供）

「二、二八事件」带来社会惨痛、道义责任、以及历史影响，戒严时期长久被列为公众论述的禁区。 解严以后，这个民间的公开秘密浮上了台面， 构成对国民党持续统治的重大挑战，对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催化作用。此时台北市的媒体市场有如洪水开闸，「红尘滚滚，众口悠悠」（3：103）， 司法、学术、与历史议题的讨论都出现泛政治化的现象（3:109-111）。 父亲对这些发展并不认同，认为过犹不及。然而他对战后国民政府主导的旧秩序也不认同。2000年台湾第十届总统大选，国民党惨败，让出政权。父亲颇有感慨，他认为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如果不「火速转变观念，把握机运」，大刀阔斧，以大气魄彻底自我改造，改变政党跟民间的关系，则「时间不多」，所谓的「浴火重生」就会变成口号，而所逝去的机会，也不会再有第二次的重现 （4:89）。

父亲所谓的大气魄自我改造，包含一两个基本的意思。首先自然是国家必须停止把人民作为政治作战的对象。其次就是国民党去掉官僚气息，党工去掉衙门作风，认真把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投票人看成政府的头家。他所厌恶的这个衙门氛围曾经浸润整个政府作业。比如说，两蒋时代普通人如果办事时候需要跟政府部门打电话，对方拿起电话，第一句话常常是询问：「你是哪个单位？」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桩小事，就是有一回听见父亲打电话，对方对他想必也是有此一问，他理直气壮大声地回答：「我是个人。我没有单位。」

世纪之交，国民党首次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前后，党内像父亲这样有革新见地的大老想来不只他一个人。父亲晚年数一数二的最亲密老友，就是他的连襟、我的姨夫辜振甫。姨夫此时也已经多病。 他跟父亲一样，关切大局、关切台湾这个父祖儿女几代人的故乡。姨夫对国民党的自我改造，除了认同父亲的几点之外，还加上一项对党产问题的关注。那个时候党产的管理曾经出现利益输送、权责不清的几个大案。姨夫即早就认识到国民党必需自发主导，全面把党产管理透明化并且合理化。

父亲十几年前的文字、姨夫当时跟他共同的想法，今日看来，仍然不失其中真知灼见的意义。国民党主政台湾半个多世纪，两蒋时代把台湾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富裕乐利的经济体，自然有它的历史性成就与贡献。然而从公众领域的氛围与结果来看、从舆论与文教系统的运作来观察，国民党执政期间，执政逻辑生产培养了两种社会菁英。一种是循着政党体系上升、能够驾驭其中等差架构的菁英。 一种是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策略，把握机会、积累财富的菁英。两者都是社会国家安定富裕的支柱。 这些国民党长年执政、在稳定架构之中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人善于高呼口号，有人选择闷声致富。 然而在强人政治解体、社会解严、民主转型、政党多元、各类宏论滔滔、多样语汇并陈的时候， 无论哪一类人才面对这个新局面，都需要大刀阔斧的新思维与新作风，都需要及时转型成为接得上地气的公众领袖，能够兼顾朝野，也能够兼顾内外变色的风云。

《感怀》五集这批文字，发表最迟的一篇，完成在2002年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代。晚年年过八十的父亲，正如他早年在大学时代一般，对舆论的力量、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怀抱着信念。在抵达台湾六十年之后，他相信国民党必须彻底改造，台湾的民主制度无论硬件、软体都必须充分健全。他认为只有如此，台湾在海峡两岸的形势之下才有存活的空间。他相信台湾社会需要儒家伦理的薰陶。他相信为人必须真诚。他经历了动荡的大时代。他看足了战乱流离的场景之下，有些面上斯文的人如何背地里与人争夺、有时候政府与政党如何背离自我标榜的天下秩序。他受到的待遇，未必全都是温良公俭让。然而他目光清澈，他说他这辈子充实无憾，「走遍了千山万水，看尽了人情事故」 （3:196）。

父亲是一个睿智的观察者以及评论者。艰难挫折，并没有让他失去对周遭人们的细心与关爱。我读这一套《感怀》五集，我所读到的既是他的侧影，也是他经历过的时代。

（转载自民国108年10月27日联合副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