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時造就男女薪資差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破解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丁与她的爱犬Pika。 图／诺贝尔奖官网、法新社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我们可以这么说：每个世代的女性面对的难关并不相同。

「世代」是其中的关键词。在她获奖后，国内外一些报导和网路贴文，有些只强调她证明「生育会影响薪资」，有些则说她提出性别不平等的「多重成因」，更有不少人转贴一张著名的图表，显示随着时代推移，美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非直线上升，而是先降后升。

这些说法都不完全错误，但也都不精确，更没有掌握戈丁获得这项殊荣的真正原因──毕竟，只说「有很多原因」并没有真正回答问题，而「生育会使母亲薪资降低」已经是学界的常识，最后，劳参率先降后升也只是基本的统计结果，这些都不足以让她获奖。

戈丁之所以获得学界广泛肯定，主因在于她看见性别不平等的面貌会随着世代而有所不同。她的研究横跨多个世代，对于当前这一代女性，她强调薪资不平等主要已经不是来自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也并不是因为男性雇主中有太多沙猪，刻意不雇用女性或给女性低薪。

她主张，现在职场性别平等面对最大的挑战，来自许多工作实在「要求太多」。

经济史学家戈丁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诺贝尔奖官网

▌「贪婪」的工作：长工时、没弹性才是关键

戈丁认为，现在有太多的工作是「贪婪」（greedy）的，这不是指老板贪得无厌，而是指这些工作要求员工投入很多时间，而且缺乏弹性。这个模式的「基本款」是固定朝九晚五的工作，你的主管、同事、客户都期待你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接电话、被找去开会甚至社交。而在基本款之上，还有许多职位进一步要求频繁加班，加班时间甚至经常无法预测。

如果你身处这样的职场，想争取高薪就得遵循这样的时程安排。如果没办法配合，你或许不会马上被开除，但薪水就会比较低，升迁机会也变少，进而导致薪资更难成长。换言之，这些工作会「处罚」无法配合公司时程的员工，而且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

当然，对男性来说，缺乏弹性又时常加班也很麻烦，但对于女性、特别是有小孩的女性来说，这经常已经不只是麻烦，而是完全无法照办。毕竟，如果一对夫妻都要上班，即使将小孩送到托儿所，仍然有一方要去托儿所接小孩，并且确保小孩有饭吃；而即使到了今天，负责打点这些问题的人通常还是妈妈，妈妈们因此连朝九晚五都未必能配合，更不用说长时间、不定期的加班。正因如此，即使从事同一种工作，妈妈们的薪资还是会比条件差不多的男性低。

戈丁认为，这也解释了科技、科学相关职业中男女薪资差异为何比较小，而商业相关的职业男女薪资则比较大。虽然女性要进入科技、科学相关职业可能比较困难，不过，一旦进入之后，她们通常比较不需要投入很多时间跟客户、同事维持关系，也更能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反正实验室里的东西不会不见，只要有做出结果，什么时候做都可以。相反地，女性如果从商，那些与客户联络、跟同事开会、向主管回报的时间点经常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所以一旦成为妈妈，当个配合的「好」员工就越来越难，跟男性的薪资差异也因此会越来越大。

根据戈丁研究，需要大量实体交流的商业领域，较不利女性参与职场。 图／Jud Mackrill@Unsplash

▌产业变化意外弭平女药师的劣势

关于工时弹性的重要性，戈丁另一份广受引用的研究特别聚焦在药师这个行业。她发现，现在美国男女药师间的薪资很小，但过去并不是这样。

而她主张，关键原因之一，在于药师的专业训练和药品逐渐标准化，让药师之间要按照需求安排轮班、代班非常容易，几乎不会有客人说「不行，我要找我的专属药师」。妈妈药师们即使要为了小孩而减少工作时数，都只是少赚那一两个小时的钱而已，并不会跟男性的薪资越差越远，或因为这一两个小时失去加薪的机会。

另一项关键原因，则是美国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少独立开业的药房，在连锁店、超市里执业的药师越来越多。药师自己开药房需要花比较多时间顾店，即使不站在柜台，也有其他事情要时时打点，所以通常都是男师当老板，而女性药师经常是在药房当薪资较低的助理职。但现在的美国药师界，不论男女都是受雇为主，也消弭了这项差异。

因此，戈丁认为当务之急已经不是继续宣导「破除刻板印象」──很多男性雇主甚至可能会觉得「我真的没有歧视呀」。相反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增加工作的弹性，具体而言，可能要调整职务内容，并且善用科技工具（比如通讯软体），让员工可以互相「替代」，当妈妈员工因为家庭而无法当班时，其他员工可以随时补上，如此一来，大家各自依照需求弹性排班就会更为容易。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丁，带着爱犬Pika出席哈佛大学记者会。 图／法新社

▌避孕药助整个世代的女性突破难关，而她们成为模范

性别平等的最大阻碍既然是「看似无关性别」的劳动条件问题，也意味着之前几个世代的女性已经克服了许多更严峻的阻碍，而戈丁也有几篇研究，具体讨论了某些突破难关的历程。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关于避孕药的研究。1960年代末期，避孕药在美国年轻女性间开始渐渐普及。只要服用避孕药，女性大学生就可以放心念书，而且在同一时间还是可以去谈恋爱、去发生性行为，不用担心怀孕就前功尽弃。因此，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在大学毕业后继续申请专业学位（如法学院、医学院），甚至进一步计划在拿到学位后也不急着结婚，至少花几年发展生涯──不用禁欲，也不用急着结婚，可以花点时间在职涯上。

而这又带来一个额外的效果：当足够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服用避孕药，就连没有使用避孕药的年轻女性也会受惠。当她们看向周围的同龄人，发现「所以我也不用那么急着结婚嘛！又不是现在不嫁就永远嫁不掉！」，也敢花更多时间发展职涯，进一步提高这个世代的女性薪资。

值得补充的是，戈丁在另一篇研究中也指出，该世代有大学学历的女性通常只是晚结婚，但最终还是会步入婚姻，只有大约12%到了50岁仍然未婚，只略高于上一个世代的8%。不过，或许也是由于婚姻年龄延后，加上更多女性投身专业职涯，「能生小孩」的窗口变窄，生育率的降低就相当明显，到40岁还未生育的比率高达28%，明显高于前一个世代的17%。

而1970年代受益于避孕药的这个世代，还进一步为下个世代的女性树立了榜样。戈丁主张，这个世代的示范，让下个世代的女性更相信自己应该更用功读书，相信她们的努力不会白费，而她们的家长也更有可能赞同。戈丁用三个年度的统计资料证明，1952年和1972年毕业的高中生中，男性念大学的比率高于女性，但这完全不是因为男性书念得比较好。相反地， 1992年毕业的高中生当中，女性念大学的比率已经反超男性，而且确实有一大主因是女性书念得比较好，选修数学、自然的意愿也不再低于男性。

换言之，在1972年的美国，第一代能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刚从大学毕业，还有很多人觉得女性就业反正没什么前景，就算书念得不比男生差也不用继续升学；但是，到了1992年的美国，第一代吃避孕药、大规模攻读专业学位的女性已经约莫四十岁上下，亲自向后辈展示女性在职涯上能多有成就，这鼓励了女高中生加紧念书，成绩开始反超男同学，这也反映在大学升学的结果上。

避孕药示意图。口服事前避孕药被视为女性解放的一大重要发明 图／Reproductive Health Supplies Coalition@Unsplash

▌性别不平等的样貌随世代改变

戈丁的学术成就相当丰硕，即使只针对「性别不平等的世代差异」此一主题，她还有许多其他值得参考的论点；在性别不平等之外，她对于美国劳动市场和教育的其他研究也有许多广受引用，甚至被相关领域学者视为必读之作。也因此，经济学界甚至社会学界都有许多人高度肯定她的研究贡献，认为她获奖实至名归。不过，她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美国，我们不该预设她的研究发现可以直接套用于台湾或其他国家。

对于非美国读者而言，戈丁的研究最重要的启发在于她的分析观点。从上面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别不平等的样貌在每个世代都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至于要了解每个世代的女性面对哪些重要挑战，又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哪些难关已经克服，都在在需要具体的分析，不能隔空抓药。戈丁的研究发现虽然不能直接套用于台湾，但她的研究却仍提供我们思考性别不平等问题时的启发：

比如，参考她对「贪婪工作」的分析，我们可以问，在不同世代、不同职业中，台湾的妈妈们若想「减少加班」或「弹性工作」，会面对怎样的困难，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有什么制度上、文化上的改革可能会有帮助？又比如，参照她对避孕药的讨论，我们也可以问，这些年来台湾有没有什么条件，会影响女性对「继续升学、发展职涯会有什么代价」的评估，尤其是「这会不会让我没得结婚」？

最后，延伸她对于1992年高中毕业生的研究，我们同样可以问，台湾有没有哪些因素，形塑了不同世代女性和她们的家长对于「念书、升学有没有用」（或「念什么书才有用」）的想法？

更广泛来说，戈丁引导我们问的问题是：在工作、学业和家庭等各方面，不同世代女性的期望与挫折，有何相同和相异？此外，戈丁的作品中虽然有讨论阶级和族群，但不是最大的重点，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她所讨论的这些性别趋势，跟其他种类的社会不平等可能会有怎样的交互作用？

而延伸到政策、教育和倡议，从戈丁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即使性别不平等一直存在，但不同世代乃至不同群体面对的问题可能很不一样。我们当然绝对不能假装没看到性别不平等，但如果一看到性别不平等，就直接预设一定是旧有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比如认为「一定是社会上还有许多沙猪老板抱持歧视心态，关键必定在于传统的男尊女卑」，帮助恐怕也相当有限。若要拟订出有效的行动策略，我们必须思考在不同世代、不同群体中性别不平等发生的具体原因，并且让证据说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丁。 图／欧新社

责任编辑／王颖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