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参谋组织型塑中日战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本报资料照片）

战争、制度与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府高层参谋机构一是负责国防计划的参谋本部，一是负责军令的军委会，两机构合组有如日德参谋本部。卢沟桥事变起，蒋中正向前线发出很多电报指示机宜，他对中央军事机构发出的第一则命令，就是经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转给参谋总长程潜，其后诸多透过参谋本部的部署指令，即是运用参谋组织应付外来威胁。梳理国府高层参谋组织（参谋本部、军委会和后来改组的军委会第一部）在中日战争之初的主要作用，概有四点。

第一，协助蒋中正的指挥。参谋总长程潜等高层参谋经过讨论规划，提供蒋中正有关调动军队的诸多建议。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军方高层每日开会，出席者除军政部高级人员，还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程潜、次长熊斌、厅长龚浩与徐祖诒、处长尹呈辅、科长罗泽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与副主任刘光等人，共同讨论敌情、战略、动员、弹药、后勤、防御工事、部署细节等诸多事宜。蒋中正固然为亲力亲为的最高统帅，背后参谋群在其大方向指示下，协助筹划全盘战局，作出细部规划与部署，并付诸实践。战事转烈之际，参谋群分赴前线主持或参划军事。程潜后来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导华北全盘战局；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一厅成员支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投入中日间第一场大会战淞沪会战；参谋本部厅长徐祖诒后来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参谋长，获高度评价，为台儿庄胜利之功臣。

第二，扩大军事核心，统合军令权。开战半年间，军委会一度改组为大本营，未几改回军委会并予扩充，组织与人事基础奠基于战前的发展。军委会参谋总长以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程潜出任，副参谋总长为桂系要角白崇禧，第一部系主要作战机构，部长为桂系黄绍竑。参谋本部仍然存在，主要人员进入军委会第一部工作，如第一厅厅长龚浩转任第一部作战组组长，第二厅厅长徐祖诒转任情报组组长。国府主要军系为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桂军，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晋绥军领袖阎锡山已于战前纳入中央，任军委会副委员长，此际纳入桂军要人，可以避免载沣、袁世凯缩小军事核心之弊害，统合地方主要军系。

第三，指引开战过程。蒋中正战时的军事部署，建基于战前参谋本部国防作战计划。战前计划预定在开战之初，华北宋哲元部就地抵抗，在河南的中央军刘峙集团开进华北增援，占领阵地，示以决心，以战逼和。如若战事扩大，则主动进攻，与日军决战、会战；如若战况不利，便改采持久战，节节固守，逐步消耗敌人。或谓卢沟桥事件以来，蒋中正临机应变，初始欲以进为退，局部解决，平津失陷以后才开始全面备战。若依战前计划脉络来看，蒋在七七之始便开始派兵北上，部署军队，准备全面战争。他的部署变中有常，其对日和战考量、予地方军系压力，与部队推进并行不悖，有战前计划的基础，并非临机应变。上海方面，战前国防计划规划战端一启，全力扑灭在上海之敌军，沿江海阻止敌之上陆，如若战况不利，便逐步后退，坚守预设阵地，拱卫首都南京。实际上，蒋亦如战前计划，主动进攻上海日军。学界争论的轴线移转说，认为国军主动挑起淞沪大战，使日军作战线由北向南转为由东向西；实际上在淞沪开战前，大多部队皆依战前作战计划往华北集结，主战场在华北，淞沪的主动攻击系攻势防御的一环，战事愈趋紧张时，方才逐步转移原定赴华北的部队到上海。随着华北战事崩溃而淞沪战况吃紧，蒋决定引敌南下，将主战场从华北转到上海，至是方脱离战前国防作战计划的规划，淞沪成为全国战争核心。

第四，左右战争走向。过去常认为国军对日采「空间换取时间」，不争一城一地得失。实际上战前计划系国军推进至第一线强力抵抗，争取重要城市或防线，非轻微抵抗后撤至后方。中日开战后一直到日美开战前，国军持续按此攻势防御战法，对战争全局有深远影响。从中国脉络言之，其正面效果至少有四：（一）攻势防御，往往藉投入中央军带动地方军系，促使纷杂的中国军队得以凝聚抗敌。（二）藉地区性决战，延烧战火于大城市，扩大宣传，激起中国民族主义，俾政府动员人力物力。（三）使国际看到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执着，促成国际同情与支援。（四）日军为击退国军，不断扩大战面，无法安稳占领夺取的地域，消耗战争资源，迫其不得不向东南亚发展，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远因之一。负面结果，也至少有四：（一）大幅消耗国军战力，影响政府的国家治理与对外谈判筹码。（二）部分会战由中央军打头阵，或成为日军主要目标，军力消耗加剧，中央与地方力量消长，导致居首的桂系在战后得以与中央分庭抗礼。（三）国军主动攻击优势日军力不从心，统帅部的规划与基层部队能力形成落差，阳奉阴违、假战报大行其道，中央对全国部队或战局的掌握能力未能提升（甚或下降），对战后国共内战军事行动有致命性影响。（四）为整补残破国军，严重消耗国家资源，加剧对民间的攫取，形成反政府言论与行动的温床。当然，上述正负面结果，不是攻势防御单一原因促成，但战略战术引领战争全局，其作用应不容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