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我来了（下）

海德堡大学的韦伯纪念馆坐落在半山腰。（美联社）

新教家庭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没有例外，绝对不允许自由恋爱，自然就谈不上甚么婚姻自主权，这固然是旧封建时代的伦理传统在作祟，举世皆然，但新教伦理却执行得更为严酷，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这样的婚姻经常不得不以悲剧收场，曼的前辈冯坦纳（Theodor Fontane）在其经典名著《寂寞芳心》（Effi Briest）一书中对这样的婚姻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描写，冯坦纳笔下的悲剧故事也是发生在北德靠波罗的海小镇的一个新教家庭，这似乎不是巧合，也不是个案，新教之严酷伦理有以致之。

曼笔下的大哥汤玛斯读高中时，爱上花店卖花女，但他很清楚知道父母不会允许这桩门风不相称的爱情，他只得忍痛自动放弃，高中一毕业就依父亲的安排前往阿姆斯特丹当学徒学做生意，当时的荷兰是喀尔文新教教派的重镇，全欧洲的商业贸易中心，是新兴布尔乔亚阶级的大本营，聚集着许多商贾巨富，毫无例外全都信奉新教。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即刻意努力要解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欧洲，毫无例外地，许多商业巨贾和大资本拥有者，甚至一般高级技术工人或商业营运管理者，几乎全都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他发现答案就藏在新教伦理里头。

韦伯在分析天主教和新教的另一样决定性相异之处时指出，天主教家庭会送子弟去读一般大学，研读在新教徒眼中一无用处的人生学问，比如哲学、文学或甚至艺术之类的学科。新教家庭则否，他们迫不及待把子弟送去大的商行当学徒学习做生意，即如今天的MBA或国际贸易之类的科系，为的是能够学到日后经营家业和做生意赚钱的门道，这是曼笔下的汤玛斯不可避免的命运，除此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至于他的终身大事，完全由父母一手张罗，只不过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新教伦理并不是万灵丹。

曼花费许多笔墨描写妹妹冬妮的第一次婚姻，这是本书最令人百读不厌的核心故事片段，也是曼诸多作品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冬妮十八岁时和一位同年纪的医学院学生谈恋爱，可叹这位医学生的出身太平庸，父亲宁可把她嫁给一个年纪大很多，两方毫无心灵交集亦无共同喜好，来自汉堡的传统商人，三十五岁，老气横秋，拘谨谦冲，冬妮很不喜欢这样的对象，父亲却很喜欢这个人，年纪虽大了些，却稳重可靠，很懂人情世故，而且生意经营得当，颇累积了一些资财，主要是两边门当户对，门风相称，以后的生活也稳当可靠；且又经过一番仔细身家调查，几乎是无懈可击，便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并慨然给出八万泰勒陪嫁金，以今天币值算，大概有几百万欧元那么多，同时为女儿办了一个盛大世纪婚礼。和亲之日，北德地区几乎所有达官显贵和名门巨贾全都到齐，盛况空前，举世无匹，风光到了极点。

三年后，父亲突然接到冬妮一封快信，言丈夫已面临破产边缘，生死攸关，盼父亲火速前往处理。父亲风尘仆仆赶去汉堡，才知道这个女婿根本就是个无赖，是个渣男，早在三年前即已面临破产威胁，因为放出风声要娶吕北克地区的富豪千金而得以避去破产命运，银行继续漫无节制输送银根，如今漏洞捅大了，无力偿债，银行等着他岳父出面相救，这显然是一场世纪婚嫁大骗局。

冬妮的父亲查明真相之后，漏夜带着女儿和孙女直奔回家乡，这桩当初一致看好的婚姻，最后只得以离婚终场。冬妮后来在父亲死后以自己的意志追求另一桩婚姻事业，也以失败告终，这能怪新教伦理吗？有两件事情是新教伦理无法掌握的：其一，人生无法逃遁的衰亡和必败法则，面对这个法则，新教伦理所能给予的宗教慰藉显得非常空洞虚幻；其二，两性结合的必败法则和成功婚姻的神话，并不需要新教伦理来印证，那是地球上自有生物以来，早就存在的颠扑不破律则，没有例外。

柏格曼1970年代轰动一时的《婚姻生活》一片，片中男主角这样说：「我们婚姻中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相爱。」柏格曼在这部影片中努力要印证的就是，这是一句天大谎言。如果不是这样，叔本华说，我们要文学艺术干甚么？而这正是新教伦理最不屑一顾的一环，即使没有新教伦理的干预，谁又能担保一桩世俗婚姻必定成功？成功的婚姻和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为了自我安慰所创造的神话，是极度稀罕到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现象。

这里有一段插曲，冬妮在父亲死后有一次前往德国南部大城慕尼黑旅游，她正是在那里认识她的第二任丈夫，毕生难得一次出远门旅游，大开眼界，她写信回家说道：「我在这里看到许多天主教徒，真是讨厌极了。」事实上，整个欧洲自从十六世纪中叶宗教革命以来，新教和天主教水火不容，一场宗教战争蓄势待发，这种情况最见诸于英国境内，英王亨利八世因离婚受阻愤然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立新教，他们最痛恨的莫过于天主教的耶稣会，因为耶稣会教士忠于天主教教规，不但头脑一流，同时都经过类似今天特种部队的军事训练，一个比一个优秀，对天主教的贡献无与伦比，当今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即是出身耶稣会，然而耶稣会教士在当时的英国，几乎就像是我们戒严时期的匪谍，抓到唯一死刑，但不是一枪毙命，而是大卸八块，等于活体解剖，只比中国古代的「凌迟」稍逊一筹而已，甚么样的深仇大恨需要这样子搞法？

当年莎士比亚会离开家乡前往伦敦发展，成为以后的莎士比亚，原因很多，比如夫妻不睦或传记上所写偷猎人家庄园的鹿子等等，此外还有一项最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大文豪当时在家乡和耶稣会教士过从甚密，引起当局瞩目，这事极为严重，非同小可，以当时罪名论处，知匪不报，甚至与匪勾搭，不论首从，一样大卸八块伺候，我们未来大诗人兼大剧作家吓得赶紧跑去伦敦躲避风头，藉演戏和打零工度日，这一躲就是二十年，英国文学史跟着改写，这世界从此多了一位大文豪。

韦伯年轻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也深受影响，后来也深入研究过古犹太教的伦理和犹太人经济生活的关系，但他在探索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几乎刻意忽略这两个层面，或只是轻轻带过。十九世纪中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伦敦为基地，发出马克思主义的怒吼时，他们的对象不正是那些受过新教伦理薰陶的大资本家吗？也是出身新教家庭的恩格斯，从小饱受新教伦理薰陶，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地区的大企业主，当他奉父亲之命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自家纺织厂工作，看到当地企业老板漫无节制且毫无人性地剥削无产阶级工人时，惊讶痛苦万分，他看到许多工人像一堆老鼠猬集在简陋狭窄的住屋里，每日长时间工作，所得根本无法温饱，生活简直比畜牲还不如，他忍不住大叫：「从未见过如此恶劣的城市！」一位企业主回答他：「我们的财富正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不是吗？先生，日安！」这些新教教徒怎么了？

至于犹太伦理，犹太人两千年来在欧洲各地迁徙流离，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靠的就是严格的犹太伦理，我们仔细比照，几乎就是新教伦理的前身，多么的相像：生活讲究纪律和节制，勤俭持家，累积财富，谨慎过活，甚至倾向于禁欲主义，奥地利犹太作家褚威格在《昨日世界》一书中提到他的父执辈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一辈子秉持犹太伦理过着不缺不欠的富足生活。事实上，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欧洲许多拥有庞大资本的商业巨贾都是犹太人，有的甚至富可敌国，如果不是这样，欧洲各国为什么要排斥犹太人？他们几乎从不介入政治，他们就是累积财富而已，而累积财富正是促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原动力。

我终于如愿来到了海德堡，2018年初秋时节，我在德国境内旅行，有一天来到海德堡大学的韦伯纪念馆，韦伯出身海德堡大学，起先依他父亲意思读法律，不久兴趣转向宗教和经济，后来大半生时光也都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传世经典杰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即是在这里完成。

纪念馆坐落在半山腰，居高临下，俯瞰底下的公路，隔着内卡河和美轮美奂的海德堡小城遥相对望。九月的初秋午后，这里显得有些孤寂冷清，却又十分的幽雅宁静，纪念馆里头的一位女秘书说，这里除了是韦伯的纪念馆之外，也是来海德堡大学读书的外国学生学习德语的地方，我说我要来这里学德语，女秘书说不行，资格不符，一来我不是海德堡的学生，二来我的年纪似乎偏大了些，德语是一个很困难的语言，不适合有年纪的外国人学习。

的确，汤玛斯．曼和韦伯使用这困难语言各自写出他们的精彩杰作，令人深深感受到阅读的愉悦以及体会这语言的魅力。我扶着栏杆踏上石阶往下走，穿过马路，越过一个长长的吊桥，在秋日和熙阳光照耀下，迈入熙来攘往的海德堡古旧街道上，隐没在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