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确的信号了,中央要搞历史性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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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确的信号了,中央要搞新一轮的大动作,很可能是历史性的。

这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小但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财政部跟美方特别提到:中方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这是今年第三次这么说,前两次分别是:

一、3月初两会上,最高层在江苏代表团上提到;

二、3月底中国发展论坛后,最高层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提到;

两个月三次提,频率有点高,场合也很隆重。再加上期待的三中全会一直还没举行,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真的要来了?

而观察这三次的场合、对象、说话主体,不难发现,三次提及分别代表改革的三大核心方向:

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前两个我跟粉丝已经说过很多了,今天重点讲讲最后这个财税改革。

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早在三十年前的财税改革时就埋下了种子。

1994年以前,财政体制叫“大包干”,每个省自己选择包干方式跟中央协商缴纳税收。一开始还搞得不错,但后来越走越歪,各地想着法儿逃避交税给中央,陷入央地博弈的怪圈。

几年下来,结果就是:地方富得流油,中央吃糠咽菜。甚至出现了财政部向上海、广东借钱的闹剧。

高层一看,这绝对不行,都被地方牵着鼻子走,那中央的权威还在哪里?!

因此,1994年,分税制改革横空出世,最重要的就两条:

中央拿走地方税收的大头,比如增值税的75%归中央(原本是100%归地方)。

不管地方够不够钱,都必须交给中央,中央看情况给你们转移支付。

好处很明显:中央富了,也重新确立了权威,宏观调控能力也强了。

这对后来我们建设国防、国家重大项目和应对经济危机、汶川地震等极大冲击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

坏处也很明显:地方的钱少了,事却一样没少;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矛盾十分尖锐。

因此逼得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搞钱,打开了这30年来的三个潘多拉魔盒:

1、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资本化和土地金融化,透支未来以满足当下,催生出高地价高房价,酿就了楼市泡沫。

2、城投基建。地方通过“大干快上”的城投负债模式,搞起基建竞赛,快速拉动GDP和税收,但债务却也堆成了雪球,如今,显性债务38万亿,广义隐性债务估计超过100万亿。

3、招商引资。上面两个都老生常谈了,重点说说这个。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的最大头就是企业税,而居民能贡献的税收很有限。

而且同等投入下,企业税收立竿见影,居民税收见效很慢;

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把大部分资金资源都用于对企业的扶持,而相对忽视了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培养。重企业而轻居民,重投资而轻消费。

结果是产生了今天“一边各地产能严重过剩,一边内需不足、居民没钱消费”的窘况。

这三条路,可以说,全部都走到头了,也是这一系列棘手而复杂的问题的直接推手。

土地财政是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招商引资是为了扩大地方税收,城投负债是扩大投资来扩大税收,一切的矛头其实都是指向了地方税收这一最关键的抓手。

所以只要地方税收的问题不解决,后三十年的地方政府还是会按照过去的“老路”积累出更大的问题和麻烦。

因此,站在当下这个宏大的历史节点上,在如今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

改革分税制,实施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如果预测这次财税改革,核心原则应该就是:①扩大总体税收 ②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

方向主要有四个,太复杂了不展开,就简单说一说,:

1)税种改革。推动(劳动税、流转税)向(固定税、资产税)转变,房产税、资产税的征收需慢慢要提上日程。

2)税收分配改革。主要是补充地方财力。另外可能保障型财权下放,投资型财权上收。

3)财政层级改革。目前我国是五级财税体系,即中央、省、市、县、镇,对中西部来说省以下财政层级过多,支出混乱;而对东部来说,县乡两级发展潜力仍大,但财政分配却绑住了手脚。因此按地区情况,简化或增加财政层级、优化财政层级间的分配无疑是减少无效支出和激发经济活力的重点。

4)财政转移支付改革。在重大扶持除外的前提下,财政转移支付将会跟着人口走。

史书挥毫,大国财政的历史性改革,将会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背后,将是改变无数的地方,也改变无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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