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不能否定社区团购，应在合理监管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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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本站研究局专栏作家）
中央新近表述的需求侧改革，强调的是为实现需求潜力的释放消除堵点，其针对性在于优化以总量调节为基本特征的需求管理所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也是意在于管理调控运行机制上，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创新改进。因此，打通堵点是需求侧改革的的关键，需求侧改革也必将是与供给侧改革相互呼应、结合于配套改革的系统工程之内的。
消费的堵点突出地表现在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上。需以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保和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改进和健全，降低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以基本养老全国统筹迟迟不能落实为例，分散的蓄水池过多，其“互济”功能就会受到很大局限。如果将其变为全国性蓄水池，资金调节功能便能更好发挥。不同人口结构区域间的调剂功能提升上来后，辽宁和东北等地的养老金发放难题，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互济”功能加以解决。过去其中的行政阻力较大，相关部门形成了庞大管理队伍，手握实权来管理收缴费用，这样就为自身带来了部门的既得利益。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将该系统所有的收费管理功能，交给税收工作系统，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阻碍因素，应乘势加快落实已提出了十余年的全国统筹改革目标。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社会统筹后，全国便可形成一个统一的缴费比例，十分有利于劳动力无壁垒地在统一市场流动，而且同时可以通过精算分析，得知全国蓄水池功能提升后，缴费率可以下调的量值，这样一来就有条件来降低企业相关的缴费负担。
投资的堵点突出地表现于具有投资发言权的部门缺少协调。各部门都有规划权，如何“多规合一”，形成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带出建设项目投资安排高水平的通盘安排，便是消除投资堵点的一大关键所在。在一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过去的职能分工是发改委负责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信部门负责企业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规划，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乡建设开发规划，另外交通有规划，环保有规划，教育有规划，如此这般。但这些规划间怎样有机地、合理地联结在一个全景图里，怎样在整个国土开发过程中高水平地形成整个一盘棋似的合理结构？落到结构上便是供给管理问题，但是前面的这个制度安排是应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那就是消除需求侧堵点、使投资需求能够有条件合理而充分地表现、畅通地对接供给。
消除出口的堵点，在于进一步在创新中支持扩大外贸，使外贸更好适应形势变化，能更好地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在外循环这方面打开新局面。从总体上看，我国外贸已经较大程度放开，因此，其堵点在于政府能否更好地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职能，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提供及时的服务、引导；在有关的行业协会等方面，能否更好起到穿针引线作用，这也十分重要。
要系统看待供给侧和需求侧，分配和流通领域均存在堵点
内循环为主体，是强调倚托本土已经循环起来的统一市场，更多地依靠中国自己的市场潜力来形成经济发展中供需互动的主心骨。
从扩大内需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从双循环到需求侧改革，体现出中央的系统论思维。新形势下、新时期中，需要更加强调统筹协调，在突出重点、抓主线的同时，还要有更高水平的整体思维和对全局统筹协调的更高水平。这是追求高质量发展方面进一步提升的战略思维框架。
在过去粗放而高速发展的阶段上，扩大内需更多代表的是总量调节框架。但在反周期调控下，结构优化问题已变得愈发突出，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面对的矛盾主要方面，克服我们结构失衡矛盾的战略方针。中央已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
我们致力于构建和发展的新供给经济学，内涵便是对主流经济学以往偏重于需求管理局限性加以突破，达到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
过去的主流经济学认为需求管理概念下的宏观调控可解决基本的问题。供给侧方面复杂的结构问题，靠市场自发的力量就可以解决。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反复证明，政府优化供给管理解决结构问题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最发达的头号强国美国也不例外。
目前中央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风向并未变。中央是强调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时，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这体现的是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系统性思维，需要有各方统筹的全局观。
在分配领域，一般认为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具体的分配制度安排，是制度供给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需求侧也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各类基础性的制度。从需求到供给是连通而循环起来的。因此强调需求侧改革，可以理解为主要就是和需求直接相关的、怎样消除需求堵点的制度安排。
一般而言的流通领域首先是物流。物流不顺畅的地方，都可以认为是堵点。以电商信息技术支持的社区团购近日颇受抨击，但我认为还不能一概否定之。社区团购最突出的价值是疫情突发、武汉封城、各地也有社区隔离以后，没有别的手段，只能依靠社区团购，这样才疏通了蔬菜和食品的供需对接渠道。解封之后，有人担心其形成垄断局面之后会抬价，这就需要有合理的监管与引导，但不应对其简单加以一概否定。
在过去，部分民营企业“烧钱”终于形成了市场份额，有了功能强大的线上电商头部企业，其发展出的线上线下结合新机制之一就是社区团购，关键时刻解决了武汉封城时，老百姓基本的过日子的需要和社会基本功能运行的需要如何能得到满足的问题。解封后，如担心平台将别的小贩都排除掉了，那么跟踪观察和必要的引导、监管和规范是必要的，但还是应从“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个视角出发，让线上线下结合的供需对接机制更健康、可持续。防范它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在合理监管上下功夫，而不应该简单地否认平台创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赢者通吃市场，所以要通过监管的力量，将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更好地推进共赢。
消费、就业、收入的现状及展望
虽然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是高低悬殊的。平均数会掩盖很多矛盾。一个亿万富翁的收入，就能把许多一般人的收入水平平均到百万富翁级别。现在中国仍有6亿人左右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仅在1000元出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6亿人的消费能力有限，但他们是社会成员里面不可忽视的相当大的组成部分。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中低收入阶层。
虽然近年中国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一般认为也仅仅是14亿人的零头，即有了4亿中产阶层。除此之外，还有财富在“金字塔尖”的人群——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人群，这类人数量约几百万人，在14亿人中比重还相当低，但掌握的收入和财富比重却相当高。因此，总体而言，14亿人中约有近10亿低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
消费不足具体分析还可指出两个方面。第一是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低，无法消费，即消费能力不足。第二种是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即有一定收入、但是有顾虑、不敢消费。
前面对于降低后顾之忧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已经有涉及。如何让老百姓有消费能力，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更应重视和解决。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两个切入点。第一是正面鼓励就业、提供更好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业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另外也在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发展，在就业方面多做贡献（新增就业的民企贡献率，已达90%以上）。今后还要这样双管齐下，一是做好从农民工的培训到职业教育、在职培训、技术工人的多种形式的培养，二是以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继续给民企“吃定心丸”，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形成充分就业机会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个切入点是转移支付。其对象通常为各类弱势群体。最极端的就是病患者、残疾人、独居老人和孤儿等，这类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抚恤、低保和各类对于弱势群体的特定津贴与救济的转移支付，合在一起，让他们有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消费能力。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而非发达经济体。因此现阶段套用发达经济体经验数据中消费占GDP 70%以上，是有盲目性的。但从近年数据看，消费率有所提高，符合中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过程的特征。中国到“十四五”的末期，有望坐上高收入经济体门槛，进入高收入俱乐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配之以适当的调动消费潜力的制度和政策，我国消费率的提高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不应将其释放潜力，理解为当下就要向发达国家的具体数据看齐。
大疫之年的冲击下，中国的消费率阶段性明显下降，但是明年在防疫经验、疫苗推广、提高救治率方面的继续进步，会形成积极信号和推动消费上升的因素。在有效药和护理经验增加情况下，新冠病例治愈率提高、死亡率降低，不出大的意外，后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升幅等消费指标，预期会基本接近疫前的正常情况。
◎未来就业谨慎乐观，服务业发展尚有很大空间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就业形势，总体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地方政府层面也十分注重要有针对性的措施。“放管服”改革使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注册前所未有地便捷。这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从创业开始，进入市场主体这个环节上的成本明显降低，对于吸纳就业创造了较好的制度条件。许多地方政府也注意到就业最主要的贡献者是民营经济，那么就需注意民营经济的发展要得到更好的政策配套。许多民营经济成分是属于轻资产型的服务业领域（在几千万个小微企业和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中占较大比重），而关于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取向，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提高其比重。与国际数据相比，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偏低，其发展还有很大空间，服务业的轻资产形式，有增加就业的相对优势。
综上所述，“放管服”的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一些临时救助政策，比如2020年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财政贴息优惠贷款，要综合在一起来支持就业。
在精准扶贫实施中，县乡村民收入状况有了改进的较好基础。特别是在今年全面脱贫背景下，原来的贫困户的收入得到了提高。今后还需加上一些政策引导，乘势巩固扶贫成果，发掘使农村居民进一步致富的措施。
县乡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里最底层的行政区域，我们要特别关注乡村的居民、边远地方的居民。除了巩固已经形成的脱贫成果外，还可以再探索更积极的举措，引导村民从事适应市场可做的、农副产品概念之下的、提高附加值的工作。在不同乡村需有定制化考虑，利用各个具体场景下的比较优势。
各个地域的比较优势不同。比如，有的县乡有条件发展林下经济，在山林可以发展这类林间种植、养殖业。也“有山无林”比较秃的地方，但可能有可供开采的其它资源。在不同情形下，打开生产门路寻求致富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新基建在未来经济中应发挥龙头作用
中央所讲的“两新一重”，新基建摆在第一位。新基建所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是自硅谷开始引领全球创新潮流的龙头因素。中国在这方面应紧紧跟上。我们应以新基建来支持新经济，通过一些年努力，形成中国在全球而言若干有制高点意义的相对优势。
从目前情形看，中国电商平台公司的头部企业，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从总体来说，还是跟着硅谷、跟随原创技术的。虽然已有一些能够和中国特色融合在一起的创新，但是原创的东西总体来说还是国外的。
新基建是在硬件这方面，使新经济发展得到更好的支撑，也由此需要积极培育战略性科技能力向原创层面的升级。新基建作为硬件，会对已有配套的人力资本聚集和培养，还有与硬件匹配的软件开发形成有力支撑。新基建和传统的老基建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上的展开，也是相得益彰的。
前面已强调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最根本的是需要以有效投融资来形成发展的后劲。有了这种后劲，就能源源不断地有就业、有附加值、有可持续的收入增长，自然就能支撑起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潜力的释放。
目前，有些观点比较偏激，比如“抓好消费，全局皆活”。消费的重要性，是在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投资，包括改革，所有的制度建设，最终目的都是落在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上。但是光讲消费，没有前面的有效投融资和有效的制度供给提供发展的后劲，刺激消费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严重不足
北上广深如果与纽约、东京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相比，水平差异明显。从表面看，北京、上海、深圳与纽约、东京类似，都是高楼林立。但是在纽约和东京，却决不会有机动车限购政策。纽约和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还高，但却不限购，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两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以轨道交通体系为主，特别是东京已经立体化。老百姓买了车是为了应急和周末、假日向外开去享受生活，大量的通勤、工作日出行是靠轨道交通网。
拿北京、上海和纽约、东京一比较，就高下立见。我们这方面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还差得太多了。对老百姓美好生活向往来说，现在的机动车限购是有荒唐意味的。由于北京有这么多年依靠行政手段的摇号限购，还催生出来一个用反复的离婚、结婚的手段来解决用车问题的车牌黑市。这说明我们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如说北京这种中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的国际水准还差得太远，那么国内其他大中城市大同小异，都得注意解决此类问题，更不用说建设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综合管廊建设的客观需要。所以，未来北京等一线城市和许多中心城市，还是别无选择地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提高其水平。
◎市场对政府的倒逼：要解决好PPP模式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信用与法治化问题
PPP模式要求有较高的法治水平，是企业自愿签字与政府合作的伙伴关系。但实际上许多失败的案例表明，PPP项目失败的一大原因是政府缺乏契约精神，法治化保障又不到位。这实际上也是倒逼着我们的政府认清这种问题以后，必须真正地放低身段，下决心啃硬骨头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我国在实际生活中有客观的PPP创新强烈需要，这可以形成对于政府深化改革的倒逼。PPP模式实际上在融资模式、管理模式创新基础上，必然连带着治理模式创新。政府真的要转变职能，走向治理现代化境界，才能把PPP这件事做好。
未来的出口政策仍应注重推动外贸发展；货币政策不应急转弯
今年中国出口表现良好，主要原因是本土迅速控制疫情和复工复产，而与此同时欧美疫情防控表现较差，中国迅速供应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品。
但是到了明年，如果全球范围内疫苗被普遍运用、疫情得到控制后，国际市场需求状况势必会变化。基于此，我们要未雨绸缪。
此外，人民币目前对美元又显出强势特征，这会给出口带来一定抵消作用。对此，我们也应有所考虑，应该有对未来可能变化的预案。
当前，不能认为“国内循环为主体”，就可削弱外贸的努力。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从全局考量来更好把握国内市场的确定性，削减外贸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的不利影响，应将二者置于一个完整认识框架里，相互促进。内循环为主体，决不代表忽视外循环，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去推动其发展。
目前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还是需注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会有所调整，但绝对不应一下子急转弯式大幅调整，中央已明确了这个指导精神。明年的货币政策会更稳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要强调灵活、相机抉择、保持一定的流动性。“稳杠杆”再转为“去杠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不会急转弯”。货币政策相对稳定，财政政策的积极特征则要延续。赤字率未来还会相对较高，但2021年不一定有3.6%以上了。赤字率所伴随着的公债发行，也应该有一定的规模。财政更多地是要考虑在有这种扩张性的同时，如何掌握好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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