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思达，「匪徒」创业
离开《奇葩说》后，姜思达自己做老板，在内容领域扑腾了近5年。他每次“天马行空”式的出现都能让人眼前一亮，只是那些节目都是“一季终”。内容的独特性确实是他的“卖点”，但这种不稳定也极其脆弱。疫情这三年，如何可持续赚钱成了他现实的困扰，而他更真实的考验是，如何从一个只效忠于自我想法的任性创作者成长为一个稳定的创业者。
这一期，「后浪研究所」和姜思达聊了聊他的变化与不变。这里是「尺度」栏目，记录新生代创新者的真心话与大冒险，推陈出新才是商业未来的尺度。
瑕疵，that's ok
这是姜思达做老板的第五年。追求时髦给他带来的快感，不见了。
外表上一目了然，那些华丽的、时尚的、甚至看上去有些怪异的服装和配饰都从姜思达身上消失了，包括精致的妆面和时髦的发型。
取而代之的是短裤、运动鞋和速干T恤。一张黝黑的长脸缀着零散的胡茬，额上趴着东倒西歪的刘海，他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刚从长变短不久，长度刚好卡在后勃颈中间位置，多数半干着披散在头上，处处显露着一名运动男子的痕迹。
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妖娆了，甚至有点儿刻意的返璞归真。
这两年的变化，从内而外地溢了出来。
他在自己的新访谈栏目《DV计划》里也这样，当他披头撒发将自己挂着眼袋的素颜怼到镜头前时，有观众觉得这哪里是姜思达，这就是个流浪汉啊，并在弹幕里发出天问，“我的精致小姜呢？”
他就是不想当时髦精了。 之前姜思达变着法穿最时髦的衣服，成为街上最抢眼的人，“我不觉得一定得是好看，但是至少是你会看我，当时就有这个追求，而且这追求会让我获得一定的快感。”但现在，这种追求及其带来的快感姜思达也都不想要了，时髦的衣裳令他感到累了，“疲劳，就很疲劳。”
他总结自己这两年的形象就是“从内到外的一个阳光且宜人”。
这跟你脑海中姜思达的固有形象也差太多了，但，变化，尤其惊人的变化不就是他最大的不变？
不过在采访之后，姜思达又接起了他的长发，笔直、乌黑，还穿起了亮丽的礼服，脸上自然要配上精致的妆容。怎么说呢，就是又变了。
姜思达是在《奇葩说》第三季出名的，那年他23岁，在2016年的某个夏夜拥有了一个属于“姜思达之夜”的高光时刻。就这样，《奇葩说》辩手的标签成为大众对姜思达的第一认知。
6年了，这段介绍还是会出现在关于姜思达的所有报道里。但其实他很快就脱离了那个体系。
姜思达在《奇葩说》
2018年，姜思达离开米未，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贩卖以他为首的一整支团队的才华——自制视频节目。于是大众看到了他与黑粉对话的《陷入姜局》，一档自黑式个人TV记录短片；看到了他被于正气到频翻白眼儿的明星社交实验节目《仅三天可见》；还看到了他带个DV就去跟人聊天的《DV计划》……每一个都有所创新，每一个也都充满个性。
《DV计划》尤甚。这是姜思达今年的新节目，可以用朴素来形容，干这事一共需要四要素——姜思达、访谈对象、一台DV和一部能录音的手机。你说它是创作者对现实的妥协也行，因为公司确实没钱了，要压缩成本；你说它是对行业的创新也可以，因为形式的确新颖，是你在正经访谈节目中不曾见过的一种夹杂着走心的松散。
有多松散呢？也就是DV经常拍不正人的脸，甚至拍不全，姜思达还经常后脑勺出境；对话场景一般就发生在访谈对象的家里，或者姜思达的家里再或者他花店外的空地上；这个节目也没有导演打板喊“所有人安静”，所以你会在视频中听到日常生活中一切该有的嘈杂，风吹鸟叫割草声，甚至是马桶的冲水声；对话的一方还时常在镜头中消失，去取外卖了、去倒水了，或者去接电话了；而访谈对象有脱口秀演员、有说唱歌手、有网红及艺术家，但都不属于流量明星那一卦。
姜思达将这些在一档制作精良的节目中绝不会被允许出现的“瑕疵”称之为“失误的美感” ，“它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that's ok。”
节目画面精致、声音清晰当然好，“但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让嘉宾觉得自己在上节目。”而当现场专门为他们而安静时，所有人都会变得紧张，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被观测的世界，动作会变形、讲话会僵硬，以及“自然而然地开始装起来了。”
“我自己是这样的，我看到很多机器在那，如果一句话可以正常说也可以往漂亮了说，我就会往漂亮了说。”他在《DV计划》中去除了一切刻意的包装与粉饰。“表演性是需要被剥离的。”
这成了贯穿姜思达本人和他所有作品（访谈、播客、公号、线下活动）的统一状态。但凡听过他那个没有标题、简介与摘录，只用序号去定义每一期播客的人都懂，那种慵懒风骚鬼话连篇但又趣味十足的劲儿是只属于姜思达的放松。
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姜思达在这些节目中呈现出一种鲜见的怡然自得，至少他不会再为访谈对象而感到不适，也不用非拿着一沓提纲跟人聊天（他之前一直觉得那很傻，但拍《仅三天可见》时导演不同意他扔掉它们），更不用刻意地做作。
但作为老板，姜思达一直以来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最大阻碍就是如何可持续地赚钱。 这让他一点也无法轻松。
疫情的突袭确实提醒了很多人世事无常要及时行乐，以及“创作本身和商业是无关的”。但想要让一个仰仗互联网平台和品牌金主吃饭的小小内容团队继续生存下去，你还是得想辙。
重“匪气”，一季终
“GANGSIDA”，姜思达工作室的英文名，取自英文“gangster”的谐音，意为“匪徒”。
姜思达觉得他们团队“匪气”很重。 用姜思达合伙人秦岭的话说，他们不像公司，而更像一个社团，“就是隐隐约约觉得大家都有一股得给这个世界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前一阵，他们开放一个新岗位，但市场上的优质人选都是他们出不起的薪资标准，一位姜思达的微信好友看到后有意加入，而他之前的身份是文艺片制片人，完全的艺术家性格，刚好适合他们。
姜思达工作室的原始核心成员都是从米未跟他一起出来的原《透明人》导演组，年轻、想法多，但是没有创业经验，也没有明确的商业规划，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要做自己会做的事儿，后来他们有了市场部同事后拟定了一套对外话术，“做有品质有态度的年轻人的内容。”
于是他们从自身入手，做了《陷入姜局》，一档会拍他们破解谁在办公室点了螺蛳粉的过程的记录式短片。有意思，但毕竟是围绕姜思达个人和团队的记录，所以并不出圈。
凭借自身的内容能力，他们还是很快拥有了机会。2019年，工作室创立第二年，姜思达工作室与腾讯新闻合作，承制了国内首档明星社交实验节目《仅三天可见》，播出期间贡献了多个热搜与采访名场面，最出圈的当属姜思达跟采编剧于正那一期，因于正说他不好看而压制住情绪翻的白眼、烦到跟导演吵架不想采了、直面问于正“知不知道自己烦人”……精彩，太精彩了。
《仅三天可见》
他很会利用自身的敏感和对情绪直白的处理，来挑明或建构出一些大众平时更想去掩盖或无视的冲突 ，而这对于一档带有综艺属性的节目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仅三天可见》可以算的上是姜思达团队独立后的一次立身之作，但在第一季结束的庆功宴上，甚至没有人说话。累，太累了，跟艺人的磨合、跟平台的拉扯、跟自我要求的较量，一切都让他们觉得劳神费力，还不够满意。
所以哪怕这档节目豆瓣开分8点几，赚足了口碑和流量，甚至连招商数额都比同类型节目要高很多，但他们还是没有继续下去。这支年轻的团队是接受不了“明明可以更好，但因为各种限制而无法达成”的妥协的。后来腾讯新闻还是出了《仅三天可见》的第二季，但不再有固定主持人，反响平平。
“如果你在一个大的企业里边当一个机器的螺丝，很有可能跟你的个性是完全违背的，但是他在你面前还是要拿螺丝的方式跟你对话，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做朋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就很难共享很多审美兴趣内容上的常识以及对世界的判断。但是但凡要真正在一起工作，你永远会给那个机器去服务，而不是（机器）给你服务。”姜思达可受不了这种束缚与压榨，他要自己干，只有在自己干的情况下他才更自在，也更“姜思达”。
他无疑是这个团队中的灵魂人物，所有产出都围绕着他——访谈他做、公号他写、播客他录、艺术展他搞，品牌商广告主钟情的也是他姜思达身上独有的价值意义。所以整个团队的发展走向也当然要以他为主。
《仅三天可见》第一季结束时正直2019年冬，不久疫情来袭，姜思达内容工作室很长一段时间内业务陷入停滞。
2021年6月，姜思达团队在那亚开了个会，“我说想在未来的项目里尽可能地向艺术方向转型。之前那些偏传统的项目，比如《仅三天可见》那样的采访节目我们不做了。本来一个内容制作公司、节目制作公司，变成一个艺术工作室。”
关于他的团队，虽然早期成员因现实原因离开，新成员轮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无一例外的，这些人也都是姜思达才华的信众，他们追随他，并相信姜思达能带着他们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做了一场名为《爱我》的艺术展，以及那个只有序号的播客，这些都是姜思达的个人表达，“我就是想实验，彻底用思维的随意去做内容。”
其实他们早就如此，之前他们在《陷入姜局》拍过一期节目，还原姜思达的一个梦境，姜思达和另一个人西装革履地坐在沙漠中一张桌子两侧。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曾写到，“他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是即兴的、艺术家式的、不需要解释的。”
他们其实就像内容领域一颗没有轨道的弹珠，上窜下跳地拓展着这个行业的边界。
疫情是整体向随意性转变的大背景。“这两年反正也没什么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也不需要维护太多人际关系和社交礼仪了，我就是狠狠的做自己。”说实话，这里充斥着一股摆烂的气息，但姜思达的解释是，“所有的体验都很重要。把自己活明白了，是我作为台前的人的一种路线。”
连带工作室评判一个产品或内容成功的标准之一是，他们干了一个事让姜思达心情好，也算成功，因为这会让姜思达的生产能力更强。
姜思达的特性之一，就是以不稳定的形式稳定地做自己。 他思维过于活跃，想法很多，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杂，越来越让人无法预测。
凭着这种特性，他们在内容领域开创了很多新玩儿法，包括访谈节目的新形式。但他这种活跃的不稳定性对于一个冲在冷酷商业世界前端的创业团队而言，却并非优势，甚至可能成为限制他们发展壮大的短板。
他们做节目、做播客、做艺术展、开花店、做过的视频节目有长有短，但基本都是一季终……“我们从来没有说主动放弃过一个已经做的相对成熟的东西，都是要么有了更值得做的更好玩的想法，要么就一些外界因素，综合下来导致这个事儿没有成。”秦岭口中的外界因素多为跟平台间的博弈，无论是《透明人》还是《仅三天可见》都是如此。
其实秦岭也意识到了，姜思达工作室在内容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可延续的、成体系化的内容产品。他们经常在完成一个产品后不知道下一个要做什么，永远依靠团队的创新在搜寻。
但姜思达似乎并不焦虑于这种不停地变轨 ，“在我不打《奇葩说》之后，所有人都说你该打《奇葩说》；《透明人》播完了，说你该继续做《透明人》；《仅三天可见》播完了，就问第二季在哪，为什么不接着做？大家只是在follow你而已，如果我做一个更好的东西，大家都说牛逼，那之前的就没有人记得。”
危机，没钱了就散伙？
合作以来，秦岭经历过的姜思达最不稳定的阶段也就是他反复提出要解散团队的时候了。
最大的一次生死危机出现在今年5月前后，受疫情影响，姜思达工作室90%的业务随着上海的停摆一同陷入停滞或干脆泡了汤。
姜思达焦虑极了。虽然团队不过10余人，但公司空转两三个月，各种成本都在吞噬着现金流，以及姜思达的信心。
其实从年初起，姜思达就已经找秦岭深谈了两回，关于团队的去留。
秦岭是姜思达工作室的合伙人，也是他的大学室友，对外宣称自己负责商务，实际上他掌管着除内容以外的姜思达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商务、运营、人事管理、对外宣传、刚接手不久的财务和给姜思达买冰拿铁……甚至姜思达开的花店dresscode要制定绩效考核标准店长都会问他建议。
他像极了这个小组织里的大家长，或者说是姜思达理性一面的分身。
姜思达（左），秦岭（右）
第一次谈话发生在年初。姜思达把秦岭叫到家里，交流主题是公司没钱了，接下来怎么办？气氛是沮丧且困惑的。而秦岭更多的是诧异，“已经困难到这种程度了？让你这个状态？”但他没说出口，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姜思达慌。
在秦岭印象中，他们去年赚得挺多的，姜思达上了两个综艺，工作室商单也在回升，整体流水比最低谷的2020年上涨了50%，虽然也不过2019年2/3，但秦岭觉得那一年状态挺好的啊。钱都花哪儿去了？
秦岭回去就把公司的账都看了一遍，倒没有什么胡乱支出，大部分都用于作品的锦上添花了。比如拍片子，设备、人、场地……所有都要好的，姜思达说过，“你找一次摄制团队，两个摄像再有固定的，你最差得5000（元）一期，你如果拿那个视频去拍了，你舍得不调色吗？你整个要求或制作就都上去了。”
当下肯定是不能再那么搞了，生存下去无非两点——开源节流。
可是没活儿。光在办公室里大眼瞪小眼没用啊，用姜思达的话说，“还是得出去和社会搞搞关系。”于是有了《DV计划》，一档粗糙、质朴，但谈话内容松弛有趣的长视频访谈节目，最主要的是成本低。
《DV计划》对谈王大卫
《DV计划》是秦岭拉着新媒体的同事开会碰出来的，因为那阵子的姜思达还处于逃避状态，成天跑出去健身。
没想到第一期就“炸”了。 主题是关于网络暴力，因为当时刚发生了刘学州事件（15岁寻亲男孩被网暴自杀），检索了一下朋友圈，姜思达约了饱受争议的网红晚晚。他单刀直入的追问与晚晚兜兜转转的回答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交媒体上讨论得极为热烈。姜思达久违的有了获得感。
但两期节目做完，《DV计划》还没招到商。上海疫情又爆发了。
秦岭再次收到了姜思达的呼叫。这次的谈话主题更近一步——要不要解散公司。“在他持续降低自己物质需求的情况下，还没剩下很多钱，可能这种感受会让他比较崩，他也意识到可能未来钱不好赚。”秦岭觉得姜思达当时慌得连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想不明白了，“要黄是因为现金不支持继续运营这个公司，他觉得解散公司就不用承担大家的工资，能节流，但不是应该聊怎么能赚更多钱吗？”
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今天已经15号了，我还不知道月底的工资发不发的出来。”秦岭想过，如果真发不出来，他就把自己的钱转到公司给大家发工资，“下个月赚钱了再给我就完了。”唯一让他坚信且乐观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自己东西做起来就一定是不至于黄的。”他相信姜思达的内容能力。
要么裁员。“他就是很崩溃。他接受不了。”秦岭说，“解散团队你都能提的出来，裁几个人你有啥接受不了的。”但就是不行，“要么就是死，但是一个都不能少，他是这种心态。”
轻易舍弃团队？不能够。最初姜思达离开米未并不是为了创业，他是要去纽约读电影，但团队不高兴，其中一位导演说《透明人》让她感受到了成功的影子，而姜思达的放弃夺走了她的希望。姜思达被扎到了，所以他为此放弃了出国。
解散肯定不行。“我们去干嘛呢？是把公司解散去干别的，还是公司这帮人一起去干别的？”当聊到这时，秦岭觉得姜思达才清醒一点，“他感觉像抓住一根稻草一样。”
对于那段时间的经历，姜思达本人并没有多说，用几句类似于大环境不好、市场变了等通用理由给搪塞了过去。他说自己已经学会预期管理了，“反正现在也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随着《DV计划》的持续更新，姜思达又在公众视野内活跃了起来，加上上海解封，商业需求也陆续跟上了，转好势头下，他说自己现在就是拼了老命干活儿。
7月见到秦岭时，他们刚拍完四支广告片，那段时间他一听到手机响就焦虑得喘不上气。而姜思达，则要以艺人的身份去参加一个真人秀。
内容奶牛，趋向稳定了
商业世界的取经路上，姜思达像极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与时常要回高老庄的二师兄的合体，秦岭反而是那个坚定不移的唐僧，“但是奈何这唐僧没有紧箍咒”，秦岭说。
其实，《DV计划》招商无果期间，姜思达还想再跟秦岭谈第三次，但都被秦岭以“我累”我有事”“我不想聊”拒绝了。“他这个人做什么事就是得相信他自己，他其实不相信任何人，从头到尾我都非常认定这一点，他已经是最信任我了，但很多事情还是要他自己想清楚。”
秦岭坚信靠着姜思达的才华和天赋，以及他们对内容的要求，“哪怕他再不稳定，也不会阻止他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做事。哪怕我们缺乏一个更商业的指导、更有规划、更有目的性的这么一个人去引领我们，在内容这个品类里，我们也不会做得太差。”
秦岭觉得到现在他们还能在公众视野范围内扑腾着且赚到钱，验证的就是姜思达的内容能力 。 确实不得不承认，姜思达内容的独特性，使他们面临的很多次危机得以挽回。比如那个并不赚钱的艺术展，事实上也确实不赚钱，但他在这个领域的展露，使姜思达获得了其他其他方面的机会，比如作为艺人的一些邀约；《DV计划》和他的播客也同样如此，这种叠加的效应使得姜思达这个并不属于大众路径下的小小内容团队也在商业领域中活了下来，甚至可能活得还很不错。
一头“内容奶牛”，是姜思达的自我定位。 “我销售姜思达每一个故事，从童年卖到昨天，我让姜思达获得一些喜爱，继而是金钱，继而是饲养我，内容奶牛。”
“内容奶牛”不停地去做人物访谈，可事实是他对人并不感兴趣，让他有兴趣的是话题。他觉得自己坚持的比较好的原则也趋向稳定：不问假问题。
什么是假问题呢？“比如说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但其实他并不care。因为自己曾经被这样“欺负”过——三四年前，姜思达接受了一个采访，从对方的言行中姜思达非常明确得感受到“那个记者非常讨厌我，或至少他是很看不上我，他恨不得把台本扔给我，说你对着它自己答吧。”姜思达不理解，“如果你那么不高兴话，你为什么要来？”后来姜思达哭了。
现在他不会再受这种委屈了，谁要是再在他面前透露出这种不屑与不耐烦，他会直接揭穿对方，“这是你的真问题吗？If you don't mean it，why do you say it？”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心理异动，将其表达出来，而这些话往往是别人想说但说不出口的，这种真实态成了他产出内容的利器和容器。
眼下，赚钱成为了姜思达工作室最主要的短期目标。“特别是对外合作的这个项目，做不做完全取决于我判断它的收益高不高。”秦岭说。没办法，他也不得不学会在商业与追求中间找平衡，“我们又想追求内容价值，又穷。”
而现在的姜思达，更像是一个正趋于成熟的老板，因为他正逐渐呈现出一种稳定态，表现就是开始坚持录播客、坚持做《DV计划》、坚持想办法给花店拓宽销路、坚持跑步、坚持听从商务的赚钱安排……因为人在现实面前还是得低头。姜思达也不得不戴上疫情这个大背景下制造出的“紧箍咒”。
跟姜思达的对话中，他有一段关于成名后这几年自身转变的描述，你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具体又精彩，而此时、当下，就是姜思达最想呈现的一种状态——
“人真的狂过。”
“当你在很小的时候取得了同龄人不太能够取得的成功，会让你忘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让你误以为自己挺厉害，就是你放个屁都有人听，而且确实你红的时候真的很容易给你带来这样的幻觉。你就在镜头里边一翻白眼，所有人都在旁边笑，你就会觉得说哇塞我翻个白眼都有人高兴，都有人看，都有人觉得收获满满。你不神经病？”
“原来能让我同事和所谓助理去帮我做的事情，我是不会伸手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傲慢的人，但我确实也做过那样的事儿，有人在帮我收拾行李。行李需要别人来收拾吗？”
“原来我跟别人出去逛街，我是不可能加sales的微信的，因为不知道谁告诉你个道理，叫做你不能乱加，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叫做我不能乱加？他们是乱人吗？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人都是一个路人，是一个不值得与之对话的人，我现在发现完全不是，大家都很有意思，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生活，他可能跟你不是一个圈的，他可能收入也跟你也不一样，怎么着，你就得关闭朋友圈对他可见吗？”
“艺人往往是被保护的，这样有利于艺人形象的经营。艺人如果真的太接地气，就不容易做高。我觉得它是一种策略性和功能性的抵挡和抵抗。我们家如果没有一个高墙大院，你就会觉得广场不需要交门票。但如果我前面那门头有多高，三道保安去拦你，你是不是进来的时候也胆儿秃的？你跟我说话也得注意点，而且是不是让你印象深刻？
你也知道他是个正常人，他也很普通，没准也俗得要命。但就是要通过经纪公司经纪人助理宣传等等一道一道设置这些大门和门槛，让你最后曲径通幽，跟他约了不起的一小时的时间，这样他在你心中的位置才能做高。我不是说这样的艺人他本人坏，但是我现在不想干这个事儿。”
“曾经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的，另外一方面你又因为自己突然间的变化惴惴不安，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能够在大学没毕业的时候就租4000块钱的房子？你会不断地跟自己说我明天是不是就租不起这4000块钱的房子了？在这种情境之下就会产生混乱。”
“我确实见了太多牛人，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不再会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到现在就会把那个东西放的相对干净，我这个水池我就是把地漏打开，就全都流走，现在它是空的，什么都能往里进。我现在就是把自己往那种人堆里扎，该怎么干怎么干，你跟别人一样对吧？我想让自己变成一个跟所有人都能够对话的人，而不是挑人去对话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巴芮、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