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香港定位为东西文化交会点

西方是什么（时报出版）

林郑月娥回到香港，职业生涯向前迈进一大步。她离开公部门，正式踏入政坛。从这时起，她不再担任秘书或行政官员，而是进入政府核心，制定公共政策。但这个新职位附带私人代价：她必须放弃英国国籍，宣示效忠香港。

林郑月娥的第一个政治职位是发展局局长。这段时期她绝不妥协地推动争议性发展计划，赢得「强悍战士」的外号。她曾经表示，二○一二年第一任任期届满后，会前往英国跟家人相聚。然而，二○一二年她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继续留在香港，在港府的权位仅次于特首。在意识形态上，她渐渐倾向北京，推出一系列让香港更向中国靠拢的争议性政策，侵蚀「一国两制」的承诺。首先，二○一二年林郑月娥计划增设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引起教师、学生和民主团体激烈反对。抗议人士对新课程的意识形态感到忧心。由于反对者声势太过强大，林郑月娥只好搁置课程计划，专心推动另一项争议事务，那就是宪法的革新。

香港的选举制度十分复杂，以至于立法会只有少数议员是由一般选民直接选出，其他则是由各行各业代表和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各行各业代表和选举委员会成员分别来自商业界、公民社会、宗教组织和政治界，并非由选举产生。民主团体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激昂，从二○一三年到一五年，林郑月娥带领专案小组处理这件事。二○一四年八月她宣布一套新的特首任命制度，所有候选人都需要由提名委员会推选，而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并非由选举产生。

抗争人士于是走上街头，占领市中心重要定点长达七十七天。这次抗争事件名为雨伞革命，因为抗议人士使用雨伞抵挡警方的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这些抗争行动引起大众关切，不只在香港，西方也有不少人对他们的行动表达支持。然而，林郑月娥毫不动摇，要求警方强势驱离。不过，尽管她祭出各种「强悍战士」手段，终究还是没能达到目的，因为香港立法会面对群众抗议和国际谴责，投票否决这项改革案。

到了二○一七年特首选举时，林郑月娥已经成了许多民运人士憎恨的对象。但她在香港仍然拥有许多尊敬与支持，尤其是商业界和当权派，他们觉得她值得信赖。林郑月娥虽然没能成功推动宪法革新和新课程，却依然是北京属意的候选人。如果她想争取港府最高职位，这或许是她的优势。二○一七年她顺利当选特首，在选委员的一千一百九十四张选票中，她拿到七百七十七张。这个数字立刻为她招来敌视者的嘲笑，因为在粤语的粗话里，「七」的发音近似阳萎的阴茎。她成为特首想必十分开心，但肯定不会喜欢「七七七」这个新绰号。

德育及国民教育法案和宪法革新的失败，确实似乎是她在政治上的阳萎，但她决定挥别这个不讨喜的新绰号。二○一九年三月新一波群众抗争爆发，因为官方有意修改《逃犯条例》，方便中国从香港引渡政治异议分子。这次抗议行动的规模比林郑月娥过去遭遇过的大得多，然而，虽然有数十万人持续走上街头，林郑月娥依然态度强悍，绝不认输。抗议人士在大学和机场静坐，又在七月一日冲进立法会，直到十月份《逃犯条例》终于撤销。林郑月娥第三次被迫让步。

二○二一年五月《香港基本法》修正案也悄悄通过，大幅缩减立法会里的民选席位，半数议员将由非选举产生的提名委员会推选。在此同时，提名委员会里北京任命的席位比例增加，法案也规定，只有「爱国」的人才能进入政府部门任职。林郑月娥担任特首期间政治动荡，加上民众普遍不满她的防疫措施，因此，二○二二年五月她宣布不再竞选，多数人并不惊讶。二○二二年七月一日，特首一职由李家超接任。李家超警界出身，是那年特首选举唯一的候选人，得到北京的正式认可。

林郑月娥本人依然让人难以捉摸。她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演说也几乎不流露个人情感。有个知名的例外发生在二○一九年夏天，当时她面对职业生涯中规模最大的抗争，八月中旬在电视上发表演说呼吁抗争人士放弃他们的诉求，忍不住崩溃哭泣。虽然她的同仁声称她遭受人身攻击，真的「情绪不稳」，反对者却认为那是鳄鱼的眼泪，是骗取同情的伎俩。不管那泪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从这个时刻起，她行事越来越低调，在香港任职的媒体记者和外交人员都发现，她跟人互动时越来越拘谨，平时的谈话和发言审慎地选用北京偏爱的词汇。在电视萤幕上崩溃后没几天，林郑月娥对商业界领袖说话时，难得放松警惕说溜了嘴。她说：「很遗憾，特首听命于两个上司，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一个是香港人民，能运作的政治空间非常、非常有限。」

这简短一句话，正中问题的核心。许多年以来，林郑月娥在个人层面上同时属于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事实上，以她初入社会时的环境而言，这种多元性不但可以存在，甚至受到鼓励。年轻时的她跟家人在香港与英国之间往返来回，这种双重文化生活模式显然是她在香港政府里的长官所乐见的。而在林郑月娥心目中，这种双重文化似乎也是香港的未来。

担任特首期间，林郑月娥竭尽全力将香港定位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会点。本章开头的题词引用自二○二一年十一月她在M＋开幕典礼上的致词。M＋是新建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她希望提供游客「兼具东方与西方菁华、不同凡响的文化体验」。M＋座落在西九龙文化区，这个文化区是各界期待已久的开发计划，也是她二○一七年竞选特首的重要政见。她在政见里承诺「加速开发西九文化区，落实香港文化枢纽的地位」。二○二一年六月林郑月娥对商业界说话，谈到香港在中国最新的五年经济计划中的角色，她愉快地告诉与会者，香港将会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地艺术与文化交流的枢纽」。这个让香港成为文化交流场域的论点重复出现在林郑月娥的演说和书面政策里，她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东方遇见西方的文化枢纽」，最看重的是艺术与文化的交流。

林郑月娥想让香港集东方与西方的菁华于一身，成为和谐的混合体，这个心愿注定无法实现。二○一七年四月她就任特首时，中国的政策和支撑这个政策的并行文明模式已经确立。事实上，因缘巧合，文明古国论坛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日期，就在林郑月娥当选的前几天。二○一九年夏天事态更加明显，林郑月娥已经无法再脚踏两个世界（一边是北京，另一边是偏向西方、追求民主的抗争人士），她已经无法同时达到双方的要求。在私人层面，林郑月娥踏入政坛时被迫在英国与中国公民身分之间二选一。同样地，香港这个城市也无法继续同时属于东方与西方。在中国提出的全新文明模式底下，香港只能属于其中一个文明。文化传递、改变或融合的说法没有存在空间。（三之二：摘自《西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