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们怎么看《我的姐姐》

从《欢乐颂》《都挺好》到《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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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电影《我的姐姐》总票房破6亿。

《我的姐姐》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姐弟关系疏远。但在父母车祸离世后,姐姐“安然”面临两难:放弃去大城市发展的梦想,自己抚养弟弟安子恒”;还是让其他人领养弟弟,自己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姐姐的纠结苦楚可想而知。在有些家庭中,被血缘决定的手足,会对彼此的存在感到抗拒、疏离。

从电视剧《欢乐颂》《都挺好》到电影《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访谈了几位现实生活里的“姐姐”,以及《我的姐姐》主创。有的姐姐因与弟弟关系尚存在问题,拒绝去电影院“受虐”;有的姐姐,观影中哭得不能自已,回家写了很长的日记回顾与弟弟十多年的故事;也有的姐姐,决定和父母好好聊一聊天,解开心结。

《我的姐姐》不只是一道选择题。独立和牺牲,“姐姐们”必须要二选一吗?二孩家庭的父母该如何树立健康积极的教育理念?女性成长、手足关系、二孩家庭教育观……这些都是我们在电影之外须审视的议题

“我从哪里来”是所有人都难挣脱的问题

95后姑娘殷曦,有一个小7岁的弟弟,起初她就被《我的姐姐》预告片戳中了泪点。这种体验,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冷暖自知,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

“我想起小学一年级寒假回家,爸妈宣称是从医院门口捡回来一个弟弟,当时我对这个突然多出来的朋友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爸妈没有给我任何预热和接受的时间。”

这种手足关系是毫无预兆“空降”而来的,尤其当殷曦年少时,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事实,“与自己和解”。

“看到《我的姐姐》的情节,我就会想起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无人陪伴的夜晚,停电的晚上我抱着手电筒看书,无比伤心为什么妈妈要带弟弟去外婆家却不管我;某次下暴雨学校门口积水到膝盖,旁边的小朋友都有大人背,我拒绝了陌生奶奶抱我的好意,独自一人撑伞走了过去。回到家发现妈妈居然回来了,一边帮我换袜子,一边问我为什么不让旁边的人抱我过去。”

对于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对于弟弟为什么存在,殷曦困惑了好些年,感觉相当一段时间里自己的世界“没有妈妈”,读初中时她都在怨念弟弟把妈妈“抢走”这件事。

殷曦坦言,认定“抢走妈妈”的事实后,她一度很不喜欢弟弟。直到殷曦上大学,寒假返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小学5年级的弟弟,偷偷在洗手台镜子的水雾上写:“姐姐再见,可不可以晚点再走。”那一瞬间殷曦内心泛起一阵难过的情绪,反思自己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姐姐,而弟弟则会想念不在家的她。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和自己和解,妈妈不是不要我,只不过弟弟也需要照顾。”所以,殷曦觉得,《我的姐姐》中安然对弟弟的疏离与纠结是真实的,对弟弟萌生的保护欲也是真实的。

《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说,她在创作时会比较关注“家庭”元素。“我觉得一个人这一生有可能不去经历爱情,也不去生儿育女,但‘我从哪里来’是很难挣脱的。你可以选择朋友、爱人,但是父母、子女是无法选择的,就像(电影中)舅舅说的‘儿女都是债’,这个债是从开始就注定的”。

游晓颖表示,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刻,所以她想从这方面去探讨女性的处境和自我成长,表达“家庭羁绊和个人追求之间的碰撞”。

一碗水端平,好的原生家庭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90后媒体人古古,比弟弟大6岁。她的同事们看完《我的姐姐》后调侃,古古并不像一个大众传统印象里的“姐姐”,因为整个人“看不出牺牲的感觉”。

“现在一些人观点有点极端,把女性的独立和牺牲对立起来。”古古觉得,一提到姐姐,很多人要么想到可怜兮兮的“扶弟魔”,要么就是过分自我的“自私鬼”,这两种印象过于刻板化,为什么姐姐和弟弟就不能和谐相处、彼此独立发展呢?

工作后,经济独立的古古考虑到弟弟的学习需要,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作为礼物。闺蜜感慨于古古的大方,发了一条朋友圈状态,结果闺蜜的朋友在底下评论:“呀,这位姐姐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吗?”

古古得知后颇感无奈:“为什么在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给所有姐姐打上一个苦情标签呢?”

古古和弟弟从小到大感情一直很好,小学在家时弟弟喜欢黏着自己。古古中学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回家时远远就会看到弟弟坐在家门口等待自己。

“《我的姐姐》里安然的不幸,归根到底来自于父母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我和弟弟一路能有深厚感情‘打底’,要感谢父母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不会区别对待姐弟俩,没有忽视过我的情感需求。”古古也看到,周围姐弟关系恶劣的家庭,往往都因为父母“任性偏爱而引发战争”,为无辜的姐弟俩凭空造成情感困扰。

原生家庭是否形成良好公平的教育氛围,对健康阳光手足关系的培养至关重要。环境良好的原生家庭里,拥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或许更能懂得照顾所有成员的感受,会更早学习分担父母的角色压力,以及家庭不稳定时期的潜在风险。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坦陈:“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好的原生家庭确实能够保护你。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会长在身上,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在殷若昕看来,原生家庭的影响只有通过完全与之对应的方式才能解决。“到更大的年纪,你自己再去组建亲密关系,再面临那些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但也有可能这些痕迹一直都在”。

游晓颖也认为,好的原生家庭可以帮助受到伤害的我们去渡过艰难的时刻,振作起来。

“我有一些朋友,你觉得她是完全独立的女性,活得很自我,但她会在某一瞬间发现身上多少带有原生家庭的痕迹。原生家庭对性格的塑造还是很深刻的,有时是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游晓颖说。

姐姐们独立做好人生选择题

于佳拒绝去电影院看《我的姐姐》——她的弟弟性格叛逆,又得到父母的额外偏爱(集中于教育经费问题),所以于佳预感到观影是“自虐”行为。

但是,于佳还是去阅读了豆瓣和微博上的相关评论。她说,现阶段和弟弟恐怕还没办法解决好关系问题,和父母的关系也时不时“乌云滚滚”,但她不想深度纠结于困局,这无异于浪费时间和情绪,不如积极过好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踏实打拼事业。

于佳笃信,无论姐姐和弟弟关系是冷是热,头等大事都是坚持走自己想要的路径,这一点和任何事都不冲突。

《我的姐姐》豆瓣评论中,有一个“弟弟”说,自己对姐姐抱有亏欠感。“作为男性和弟弟,我们能为姐姐们做点什么?或许就从尊重她们的意志、了解她们的困境、支持她们的发声开始吧!”

直戳“女性独立成长”议题的痛点,无疑是《我的姐姐》值得称道之处。

电影中,和安然形成强烈戏剧对照感的角色是姑妈。在安然父母离世后,姑妈第一个站出来说出了“长姐如母”四个字,告诉安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弟弟抚养长大。这段“道德绑架”的话自然容易引起极度不适。

后来观众发现,姑妈原来就是上一代被迫牺牲自我的“姐姐”,曾经梦在远方,如今只能对着俄罗斯套娃念俄语,祭奠被“长姐如母”四个字毁掉的青春。

游晓颖指出,电影中姑妈本性的善意是被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制了,但当安然把姑妈内心的东西激发出来后,姑妈其实希望安然能代替她完成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她看到安然的人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不想再去阻挡了。

安排两代“姐姐”对话,游晓颖想到了“套娃”的意象。“最后姑妈说‘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面,自己的路自己走’,是说可以有自己人生的选择,不必像姑妈一样走大家给她规划的路,这是姑妈对安然的疼惜和理解”。

电影结局是开放的,没有明确答案,电影之外的姐姐们依然要做好人生的每一道考题

殷曦说,如今读高三的弟弟,在她看不见的时间里“悄悄长大了”。其中一点是,弟弟在她的影响下,也立志独立追求人生梦想,而不是伸手向父母要更好的生活。“人需要独立,爸妈抚养自己长大已经付出了很多,未来涉及到个人的问题,父母帮忙是因为他们爱你,不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干,毕竟你已经成年了”。

靠自己能力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古古,也惊喜地发现弟弟为人处世的习惯,以及价值观都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姐姐们无论何时,优先过好自己的生活,有独立的姐姐,就会有独立的弟弟”。

(应受访者要求,殷曦、古古和于佳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4月1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