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两岸》走出「疑古」，重现「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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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与「夏」又被搬上了台面，疑古派再次发挥巨大的煽动力，仿佛见到民初学者诋毁传统的模样，「大禹是条虫」的谬论霎时浮现眼前。我曾以为自我解构是「衰世」或「边陲」的标配，想想也对，在这数典忘祖的环境里，身为新课纲第二届学子，早已不足为奇。

近来重读历史博物馆《王朝秘宝—古中原考古文物展 》，是二十年前与河南博物院合作的大展，未满周岁的我无缘参观，甚是遗憾。短短十余年，两岸文化交流只剩寂寥，竟有「人心不古」之感。

时任河南博物院张院长文军在书中简洁地总结近年中原考古的成就：「郑州北郊西山遗址仰韶文化古城的发现，将中原地区筑城立邦的历史上溯到了距今5300至4800年前。而在河南境内的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等遗址，相继发现了龙山时期（距今约5000至4000年）古城址，表明国家的雏形在中原地区已见端倪。其中王城岗据考证可能为中国第一位奴隶制王朝君主夏禹所居的『阳城』。而洛阳偃师二里头大规模都邑遗址，其年代在夏的纪念范围之内，其地望又恰在文献记载的『夏墟』，故学者们很自然地将它与夏都斟𬩽联系在一起。」

张院长的论述依然适用，后来的考古研究指出，华夏文明的源头确在中原，在黄河流域，不在「某类学者」主张的内亚或长江流域。石峁古国、良渚古国皆曾强大，一度胜过中原，但它们的政权走向崩溃，不像仰韶、龙山一脉相承。更别说深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受人炒作的古蜀三星堆。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致力寻找更早的夏代都城，而今硕果累累，已非二里头遗址的「孤证」，只是台湾当局刻意掩盖。后羿篡位后，夏代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变，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简述如下：

一、王城岗遗址：禹都阳城。

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类型，公元前2200年~前2000年，占地50万平方公尺。分为年代不同的小城、大城，可能对应「鲧作城」、「禹都阳城」。出土薄壳黑陶、青铜残片、玉琮、绿松石器等。城东1公里发现东周阳城遗址及「阳城」铭文，彼时去夏未远，应较可信。夏代阳城、东周阳城的关系，可比为汉、唐长安城。

二、瓦店遗址：启都阳翟。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龙河南山文化王湾三期类型，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占地超过100万平方公尺，是河南龙山文化规模最大的城址。有城墙及五重环壕，出土薄壳黑陶、卜骨、玉璧等。「阳翟」之名从上古沿用至金代，未曾间断，可供考证。

三、花地嘴遗址：太康都斟寻。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面积30万平方公尺。距二里头遗址仅36公里。有四重环壕，出土朱砂绘陶瓮、玉璋、玉琮等。古本《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𬩽，羿又居之，桀亦居之。」若二里头为斟寻，则花地嘴亦可能为斟寻，犹如前述夏代阳城、东周阳城的关系。加上花地嘴遗址使用时间较短，是非常特殊的巧合。

四、新砦遗址：后羿篡夏。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之间，称为「新砦期」，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占地70万平方公尺。使用时间较短，出土陶器型制具山东特征，符合后羿来自东夷有穷氏的记载。

五、二里头遗址：桀都斟𬩽。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与超出河南省广大范围的遗址构成「二里头文化」，位于伊水、洛水之间，符合《逸周书．度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占地300万平方公尺。前1560年后已经衰弱，应是商汤代夏造成。有城墙与三重环壕，出土青铜器、玉璋、绿松石龙形器等高级礼器，作为夏代最后的都城，是夏文化的巅峰，2019年于遗址附近成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陶器上发现数十个刻划符号，是文字形成的重要环节，可与商代甲骨文比较研究。

同属二里头文化的黄寨遗址出土刻有符号的卜骨，李维明释为「夏」字，目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采用其说，须注意「考古夏」是否确实自称「夏」，目前仍无定论。

六、三官庙遗址：桀奔南巢。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并非都城遗址，但因其特殊性，依然列入文中。远离河南的其他遗址，这种现象足以印证「桀奔南巢」。出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兵器，及三具骸骨，可能是桀的将士。

数十年诸多发掘、研究，寻找考古与文献中的「夏代」。言「诸多」，乃因夏代长达四百余年，迁都十余次，加上碳14定年误差较大，在未发现成熟文字的情况下，单一城址「考古」与「记载」的共通性往往不足，而三两「巧合」容易流于穿凿附会，数十个连贯的「巧合」便不再是「巧合」。出土文物的形制同样重要，它能区分某遗址是否属于夏文化，或者至少排除其属于其他文化的可能，这也是常人论及二里头等晚夏、早商遗址为「夏」或「商」，或二里头与三星堆关联的可靠佐证。

国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首先便是政治的缘故，受到民初以来「疑古」乃至当代「解构」的影响，忘却「中学为体」的原则；其次便是当代专业领域的分割，经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甚至非文史专业者，皆能论述、批判国史，却不知整合不同观点，其实「整合」之道正在「溯源」，也就是回到沉沉的经书里。 中国一切思想出自王官，一切书籍源于六艺，史料亦在其中，如《尚书》，如《逸周书》，如《春秋》，如归入「六艺略」的《史记》。所谓「经」，便是治世之「常」与「法」，千年来的政治与学术皆不违此理想，并在其原则下因时制宜。

想起那风雨飘摇的年岁，衰弱的不只是国力，更是精神思想，倾毁的经书体系，让学人陷入「疑古」的疯狂与自囚。好在中国史书具有严谨的精神，比其他文明更早褪去神话的幽冥，因而禁起当代考古检验，带领国人重回「寻古」与「信古」。原因除了学人锲而不舍，最重要的是国力复兴带来的文化自信。

我并不否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误差，将夏代年份推断得太早。也不否认大禹形象的层累，历代君王追崇大禹等上古英雄，描绘自己的理想，许诺万民长治久安，因而为其增添几笔「圣人」事迹，这困扰了后世学者，却无法抹灭英雄曾经存在的事实。

无论如何，大禹已成民族集体记忆，是历代政教的重要楷模。2007年，大陆恢复公祭大禹，台湾却在遗忘、贬低，两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言而喻。所谓「天命靡常」，台湾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而今已成蛮夷，拱手让出仅存的道统，让天命落在大陆，是学术之外值得省思的。（刘律辰/台大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