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廟裡的共產佛：蒙古「藏傳佛教」的千年盛衰

藏传佛教是蒙古国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主流信仰，但藏传佛教又是怎么传入蒙古草原的呢？图为蒙古国的一名藏传佛教僧侣。 图／路透社

应朋友W的邀约，我们一大早天还未亮就从北京马甸桥上京藏高速公路，经河北张家口南方，轮流一路开八个小时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郊的土默特左旗，下交流道转接110国道，之后再右转喇嘛洞路，往北一路上山到达一个叫「喇嘛洞召」的地方（「召」是藏语「寺庙」之意（。

最后这段山路并不好走，据闻十多年前连路都没有，得在山沟里穿行十几里路才上得了山。即使近几年修了公路，也得有四轮传动的越野车才上得去，而且一到冬天就因冰雪路滑而封山，很难想像这里是蒙古高原藏传佛教传播的发源地之一。

「喇嘛洞召」崎岖偏远，令人很难想像，这里是蒙古高原的藏传佛教传播发源地之一。图为邻近「喇嘛洞召」的一处天然岩洞，壁上可见佛像。根据记载，喇嘛洞召的一世活佛——博格达・察罕喇嘛——早年就曾在此修行。 图／中新社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始自于成吉思汗征讨西夏，并在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的手上逐渐与中原地区的佛、道教相互交流、发挥影响力。但早期蒙古大汗们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往往仅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依靠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传统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举例来说，成吉思汗一方面派遣使者赴西藏地区迎取「三宝」（佛、法、僧）、「遥申皈依﹙藏传佛教﹚之诚，仰肯护佑之力」注1，另一方面也重用信仰禅宗的佛教名相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甚而还积极与道教名士丘处机交往，向他咨询道家的治国、养生之道。

至于蒙哥和忽必烈，虽然都表现了个人对佛教／藏传佛教的偏好（例如忽必烈扶持了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导致藏传佛教首次在蒙古封建贵族间传播；而蒙哥一方面以「五只手指协作却各自独立」的状态比喻帝国对待各宗教的态度，另一方面却语带玄机地说：「佛门为掌」），但大体也遵循了成吉思汗「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平等对待佛、道、儒、回、基督等宗教，以维持统治帝国不同「文化区域／群体」的正当性。

然而，当元朝政权退居塞北、44个蒙古部落成为「北元王朝」之后，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一直到16世纪后半叶，才在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扶持与倡导下，重新在蒙古高原传播。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始自于成吉思汗征讨西夏。图为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的阿尔寨石窟，其中的「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局部图像。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的考古研究，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出征西夏时，曾在阿尔寨石窟养伤。该石窟因藏有丰富的佛教壁画，有「草原敦煌」之称。 图／新华社

1571年，阿拉坦汗亲率大军越过青海湖，溯黄河北上，远征喀尔喀杭爱山以西、新疆天山以北，和青海各地。沿路的百姓和喇嘛惧其军威，纷纷献礼归顺，其中也包括了在当地传法的格鲁派﹙黄教﹚阿兴喇嘛。阿拉坦汗深受阿兴喇嘛关于因果业障、六道轮回的教诲启发，于1574年派遗使者前往拉萨，邀请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三世达赖喇嘛）至青海、内蒙古地区传教。

自此，索南嘉措不只规劝蒙古人废除妻子为丈夫殉葬以及宰杀马／骆驼祭祀的风俗，甚至依藏传佛教的转世传统，将阿拉坦汗描述为忽必烈转世，赐予阿拉坦汗「彻辰汗」注2的尊号，协助阿拉坦汗成为北元帝国诸部落的精神领袖。其结果，不但改变了传统蒙古政权「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传统，也让藏传佛教自此成为蒙古政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呼和浩特市郊的「喇嘛洞召」便是在阿拉坦汗改信藏传佛教之后，土默特地区兴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后来乾隆皇帝赐名「广化寺」）。这个地方原本人们俗称「银洞」，是个天然的山洞，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二度兴起之后，来自西藏的高僧博格达・察罕喇嘛选择在此地长斋修行、讲经说法。

其后，博格达・察罕喇嘛在洞内坐化圆寂后，众弟子便将其灵体以坐姿封闭于洞内，尊为活佛，并修建佛寺。其后，三名弟子各自下山传教，先后在现今的呼和浩特地区建立什报气召、乌素图召、东喇嘛洞召，并分别成为各召的第一代活佛。

阿拉坦汗不但改变了传统蒙古政权「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传统，也让藏传佛教自16世纪，成为蒙古政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图为在呼和浩特市大召寺的阿拉坦汗雕像。 图／中新社

阿拉坦汗除了重新引介藏传佛教到蒙古高原外，也积极推动蒙文佛经翻译。他通过明朝的边疆大臣取得藏文的古印度佛教名著《金光明经》（该经元朝时曾有过蒙文译本，但北元时期已失传），重新主持翻译为蒙文。如今这本《金光明经》也只剩下孤本，收藏于丹麦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

为了从事蒙文的佛经翻译，阿拉坦汗也提拔了兼通梵、藏、蒙三种语言的阿优希固什成为「诸师之首」。在三世达赖喇嘛的指导下，阿优希固什以古印度梵文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藏文、蒙文音写规则为基础，配合字谱形式排列音标，于1587年创制了「阿礼嘎礼字母」，解决了蒙文字母难以正确标注梵文字母的读音问题。根据后人的研究，这套「阿礼嘎礼」系统和当今欧美的蒙古学学者们所用的拉丁文转写蒙文方法如出一辙。

然而，我们一路从北京而来的真正目的地并不只是银洞和喇嘛洞召，而是旁边的属洞「金刚洞」。

金刚洞的现任住持今年已经近80岁，是民国早期从东北一路逃难而来的。当时他住的村子里有人惹事，引来镇压的奉军在村里烧杀掳掠。村里有位叫温德哈拉（Wenderhar，蒙语又高又黑的意思）的喇嘛师父带着还是孩子的他往外逃难。他们一路往西走，遇到寺庙就挂单投宿吃饭，最后来到了喇嘛洞召，听闻喇嘛洞的附属金刚洞需要住持，便留下来修行。

喇嘛洞召的属洞「金刚洞」，其外有一座「十方宫」，门边分别挂着「共产佛」、「共产党」的牌子。 图／作者摄影

因为早期逃难的经验，这位金刚洞住持一直到今天都努力维持着非常清简朴实的生活。他一年四季不穿鞋，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物资都靠自己揹上山，以提醒自己不要购买多余的东西，直到近几年因为年纪大了，体力不再能够负荷上下山的路程才开始托人帮忙开车带上山。他主持的寺庙不收香油钱，只接受上山的信徒捐献酥油、奶食品，和简单的生活用品。特别是可以点灯供佛又可以食用的酥油，每每有人带几块酥油给他，总会见他眉开眼笑地道谢不已。

事实上，这样的生活一半是出自自我选择，另一半多少也是因为环境使然。这里三面环山、山势陡峭挺拔，不但冬天一下雪就封路，其他季节风大的时候也常常因为落石而导致交通中断，再加上早期社会主义时期附近的市场经济也没开发，人烟罕至，让这位金刚洞的住持就这么在洞里生活了三、五十年，逃过文革，也逃过熙嚷喧嚣的世俗生活。

「金刚洞召」刚开始只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来道路扩建之后，因缘际会有位南方来的居士经过，出钱在洞外盖了寺殿和宿舍，才形成现今的模样。特别的是，盖起来的寺殿中有一间名为「十方宫」，里面除了弥勒佛和观音菩萨像之外，还供奉着大幅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号称「共产佛」。

「十方宫」里除了弥勒佛和观音菩萨像之外，还供奉着大幅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号称「共产佛」。 图／作者摄影

问起住持师父盖十方宫的缘由，他也说不清确切的原因，只含糊地反复说有名南方来的居士出钱盖殿，也就这么盖成了。再进一步追问他对这宫殿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挺禅宗。他认为，万物依缘而起，自性而生，他无法控制。再者，不论有没有这座宫殿，自己仍旧会不离自性地在山上供佛修行、清简度日，因此，无需罣碍于这宫殿是怎么盖起来的。一如这位住持师父反复向我们强调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注3

对遵循社会主义唯物思想的共产党而言，宗教是一种统治阶级给劳动阶级施加的意识形态「精神鸦片」，但对蒙古族人来说，自从阿拉坦汗重新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高原后，宗教便成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在这个脉络下，不管是蒙古国还是中国内蒙古的近代史，「黄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和「红旗」（共产党）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过。因此，从佛教的观点来看，金刚洞召的共产佛的确一如住持师父所言，是在历史发展的因缘下而产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大清王朝的颓倾已无可避免，酝酿独立的外蒙古各部一方面秘密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独立的「文化基础」。1911年11月29日，各部落在藏传佛教上找到了这个「文化基础」，共同推举格鲁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为蒙古「额真汗」（意思为「多人推举的日光皇帝」）、「博克多汗」（意思为「伟大的可汗」），改元「共戴」，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国，脱离中国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酝酿独立的外蒙古，各部落在藏传佛教上找到独立的「文化基础」，共同推举格鲁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图左）为蒙古「博克多汗」﹙意思为「伟大的可汗」﹚，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国，脱离中国独立。图右为博克多汗玉玺。 图／维基共享

其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年之后，红军和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开始内战。这场战事也延伸到了大蒙古帝国。为了避免大蒙古国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博克多汗反而向驻在乌兰巴托（库伦）的中国办事长官陈毅请求军事支援。

1919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出兵库伦，挟持大蒙古帝国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并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外蒙古自治。隔年6月，左翼的蒙古人民党注4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并于1921年和苏俄红军共同发动军事和政治革命，驱逐白军在大蒙古帝国的势力，并击败中国军队，取得政权。

蒙古人民党将哲布尊丹巴架空为虚位的立宪君主。1924年之后，哲布尊丹巴于乌兰巴托圆寂，蒙古人民党政府宣布不再寻找转世灵童，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建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以「传说」藏传佛教的喇嘛「下毒杀害人民革命英雄苏赫巴托将军」为理由，限制和控制藏传佛教的信仰，导致哲布丹尊巴活佛的世系传承在蒙古终结。直到1990年代蒙古国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之后，藏传佛教与其文化才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打压藏传佛教，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传统上，达赖喇嘛也被视为蒙古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图为2016年达赖喇嘛到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讲道。 图／法新社

达赖喇嘛呼吁蒙古年轻人重回藏传佛教的传统。蒙古国在90年代放弃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之后，不少蒙人僧侣曾跑到印度的大型藏传佛教寺庙进修，但近年来在蒙古国的年轻族群之间，藏传佛教的传统信仰似乎又有流失迹象。 图／路透社

至于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不同于民族组成相对较为单一的蒙古国，对统治着56个民族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藏传佛教的问题不仅仅是宗教问题，也同时是民族问题，必须谨慎地处理两者间的界线，才能「统一民族战线」，抗衡国民党。

为了贯彻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宗教信仰政策，并调和红旗和黄旗的意识形态冲突，1951年11月25日，出自土默特旗、后来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翼蒙古族领袖乌兰夫指出，「喇嘛问题是与广大（蒙古族）人民有关的宗教问题…喇嘛问题是群众问题，是…内蒙古解决的办法是：在喇嘛庙附近办学校，提倡小喇嘛念书，并吸收青壮年喇嘛参加各种生产建设工作，在劳动中改造他们。」

也就是在这样「统一战线」的思维下，中国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喇嘛在1950年代被收编进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阵营里，特别是1951年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第一次喇嘛教代表会议」之后，全区的藏传佛教开始普遍进行爱国教育、国际主义教育，甚至以宗教的力量号召支持「抗美援朝」的捐献运动。根据事后的不完全统计，全内蒙古自治区的寺庙和藏传佛教界当时一共捐献了3万多头牲畜与折合200多万银元的财物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内蒙古解决的办法是：在喇嘛庙附近办学校，提倡小喇嘛念书，并吸收青壮年喇嘛参加各种生产建设工作，在劳动中改造他们。」乌兰夫如此表示。图为1947年，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与副主席、委员宣誓就职。 图／维基共享

1956至1958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开始进行牧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封建制度下牧主／地主对劳动牧民／佃农的剥削，并以生产合作社／公社的组织形式共享土地、牲畜，及财物，以达成「农区耕者有其田、牧区牧者有其畜」的目标。在此浪潮下，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的寺庙自然也不能悻免，甚至连庙里的喇嘛都必须要加入集体生产的行列。一如《乌兰夫论牧区工作》一书中所记述：

「目前内蒙古牧区的喇嘛，已经有70%—80%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劳动生产，纷纷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少人已经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当中的先进份子，有的已被选为合作社主任，并且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对庙仓也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结果，要求达到既改造了喇嘛，又团结了人民和发展了生产的目的…对喇嘛教寺庙和上层喇嘛所拥有的牲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主要采取了参加牧业生产合作社、单独组织牧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公私合营牧场和加入国营农牧场…」

因此，虽然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不似蒙古国受到全面的镇压及控制，但在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也无可避免地走上了改变的道路，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原本承担着统一战线工作的藏传佛教喇嘛，瞬间成为被批斗的「牛鬼蛇神」。

内蒙古藏传佛教在文革时期也遭批斗成「牛鬼蛇神」，其后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古传统文化」之名，允许喇嘛传教。蒙古族党员虽然不能公开信教，但可以「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名义到寺庙。图为呼和浩特市东郊农村，2019年元宵法会现场。 图／作者摄影

1966年6月13日，呼和浩特市的一批大学生红卫兵在自治区佛教协会驻地「席力图召」宣布藏传佛教是「封建迷信组织」、喇嘛们是「牛鬼蛇神」，而内蒙古佛教协会则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并对所有相关的人与喇嘛进行了批斗。这股运动浪潮从7月起进一步从呼和浩特席卷了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各地许多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殿堂、佛经、佛像、法器等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文革之后，因为藏传佛教终究是蒙古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要求及统一战线的需要，共产党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古传统文化」的名义修复被破坏的建筑和佛像，并允许喇嘛传教。蒙古族的党员虽然不能公开信教，但可以「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名义到寺庙。

90年代市场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之后，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及寺庙也逐渐「市场化」。虽然市场的活力间接促成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复兴，但重要的古迹寺庙开始收门票钱、各项活动／祭典的供奉逐渐以货币价值来衡量…等等后果，近些年在内蒙古文化界都引发不少争论。

90年代市场改革开放后，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及寺庙逐渐「市场化」，引发不少争论。图为内蒙古自治区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五当召」，必须购票才得以入寺庙参观，成人票价为60人民币。 图／新华社

至于金刚洞召里的「共产佛」究竟是当年为了响应「统一战线」的号召而兴建？还是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浪潮而想出来的调和方案？甚或是住持师父童年逃难「原初创伤」下的权威依附情结？至今连住持师父自己都说不清，当然也就更不可考了。

但无论如何，当我和W结束和住持师父的访谈、走出十方宫、站在三面环山、松柏参天的金刚洞召外，感受着习习的山风、看着大青山下一大片青翠的草原时，彼此都同意，穷尽一切生命力量去探究那些不可考的事物，从而了解人类究竟把世界活成了什么模样，或许才能够让我们重新感受并体会自然世界的美好。

「共产佛」究竟是当年为了响应「统一战线」而兴建？还是为了躲避文革？甚或是住持师父童年逃难「原初创伤」下的权威依附情结？探究那些不可考的事物，从而了解人类究竟把世界活成了什么模样，或许才能够重新感受世界的美好。图为示意图。 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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