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盛唐，“死”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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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9年，因为一场大旱灾，皇帝准备大赦天下。此时已经流放一年之久的李白，正沿江而上，途经三峡，距离夜郎已不远了。得到赦令后他立即掉头东下，写下了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
旱灾，这个帝国生存史上如影随形的灾难，难得的对李白“开了个后门”。但是，身居长安的人门，甚至皇帝，却不希望它的发生。
看天吃饭，是农业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西安位于渭河谷地，本是中华文明的月亮升起的地方，但是逼仄的地理条件使之无法供养庞大的人口。开皇十四年（594年）前后，旱灾曾出现在西安一带，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有意思的是，“是时仓库盈溢”，但主政的隋文帝依旧取消了“战略性”赈灾，鼓励灾民“外出就食”，而他本人，也亲率一干王公大臣前往洛阳就食，开了“逐粮天子”之先例。
日后，这段故事也被李世民引申和渲染，构成李唐取代杨隋的合法性。但隋文帝真的如同李世民所说的那样不堪？显然历史还得细看。
在这段“逐粮”经历的背后，是西安在汉经营之后，正逐渐成为一个体量惊人的“巨无霸”。
一方面，汉长安城的范围为隋所继承；但另一方面，由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虽然这期间有许多政权在这里建都，但类似于北周这样的政权，对它的恢复和建设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恢复它当年的繁华不说，城市还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渭水河床南移，城内潮湿，易被水淹，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又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山南，以龙首山“川原秀丽，丼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为由，再建新都—— 因隋文帝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所以城亦为大兴城。其宫亦为大兴宫。
日后，其为唐所继承，为唐长安。大兴宫也因此被改名太极宫——作为隋唐的帝国正宫，此地为隋唐两朝帝王听政视朝之处，每逢皇帝登基，册封皇后、太子，宴请各国使节等也多在此殿举行，其北门正是李世民弑兄夺权的玄武门。
战火和时间湮灭了大兴城的模样，但是从唐长安城复原的图纸上，我们依旧能看出其当年的风光。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其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这种布局无疑体现了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同时，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
此外，它还在水源、环境、交通、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和市场供需等各种配套等方面，均拿出了精妙的手法。日后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这大概也是唐朝改朝但不换城，只换了个名字的原因。
不过，新都也有毛病，那就是大兴宫整体地势偏低，每年夏天，此宫湿热难耐，皇帝不得不出宫避暑，这也给唐时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埋下了伏笔。长安城也因此变得更加规模庞大。这也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粮食不够吃了。
西安的体量虽然更大，但是它面向的关中平原，远远比不上洛阳所面向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几大平原当中，东北排第一，华北居第二，长江中下游则是第三，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根本排不上号。
不过，作为上古时期的天府之国，它应付秦王国以及供给周天子还是绰绰有余，尤其是郑国渠的开凿，让关中维持了秦汉多年的经营和消耗。但时间一长，它也逐渐走上了生态环境与生产能力下滑的下坡路，对经济和人口的供给能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 0.62万顷。相反，日益增多的公职人员队伍与开销巨大的军队，以及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徙天下豪强至长安附近，导致关中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其吃饭问题，很多时候靠“东粮西运”来解决。
这也让在西周时开始营建的洛邑（洛阳），不仅是帝国的“东大门”，还是帝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依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粮西运”有这样两条路径。走陆路，主要是从洛阳向西走潼关（由于政治及黄河改道等，在秦汉后，潼关取代了函谷关的地位）到西安，靠人工，以及牛马驮运，但是一路上千丈悬崖比比皆是；
走水路，则是由洛入黄，再向西走渭河，再到西安。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那就是漕运通畅，则帝国兴盛；漕运败落，则帝国衰败。如果再叠加旱涝等自然灾害，帝国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尽管渭河催生了今天的关中平原，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弊病，那就是河道弯曲，水浅沙深，导致船只航行不畅，尤其是大型漕运船只无法顺利通过渭河到达西安，加上渭水在洪水期泛滥比较严重，不能维持安全稳定的航道，很难修建码头不说，连城池都受其影响。而且，粮船在逆流而上时需要使用纤夫，但经常泛 滥的泥滩河岸让他们也很难行走。 隋文帝对此也很苦恼，但是他好歹还有宇文恺。
宇文恺是大兴城的“主创者”。尽管在营建过程中，史称“制度多出颎（jiǒng）”，但“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也就是说，其时身为左仆射的高颎虽是一把手，但主要做事的，还是“恺”，他就是中国古时知名的建筑大师、鲜卑人宇文恺。
相比大兴城，修建广通渠对宇文恺来说，应该算是“小菜”了。 这是一条和渭水相对平行的渠道，毕竟是位于渭河平原，所以修运河的难度 比较低。它和郑国渠一样，基本上没花多长时间。 其从大兴城西北引渭水，一路笔直东行至潼关入黄河，长达300公里，因渠经渭口（在今陕西华阴市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广通仓下，故名“广通渠”。 此渠一开，果然“广通”，“漕运便利，关内赖之”。同时，它还像郑国渠那样灌溉了两岸的农田，自那以后“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 所以，其又有“富民渠”之称，可以说，是当时的民心工程。
不过，这依旧没有解决东粮西运的根本问题。虽然运粮无须担心渭河的问题，但是从洛阳经黄河到广通渠这段路又该怎么办？尤其是黄河陕州（即今三门峡）段特别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这三门峡本是黄河上第一道险滩，有‘神门’‘鬼门’‘人门’三个峡口。 黄河水从这三道峡口奔腾而出，飞流直泻，像从几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我在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中就看到这样的描述，“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门峡’……几千年来，这‘鬼门峡’下边的漩涡里，也不知道沉了多少条船，死了多少人……”加上粮食运输也是个耗费资金的大工程，即使有粮食正常运到西安，隋文帝也得“广积粮”，不敢乱消费，造成补给困难，毕竟近有内忧，远有外患——突厥，这个在540年出现于中国史册的民族，正取代匈奴成为中华帝国的一大边患。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他在开皇十四年选取“逐粮”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要留着粮食应付更致命的突发情况。
不过，这种逐粮天子的经历，还是让隋朝进一步认识到洛阳的重要，并由此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基建。在隋炀帝继位之后，首先就是迁都洛阳，修建洛阳城，并开筑京杭大运河。这条“人”字形的大运河，一头连接着他心心念的扬州及苏杭，一头连接着今天的北京，“人”的顶端，则是今天的洛阳。这也让洛阳既可南下、又可北上，可谓居中而为。
但这只是表象。京杭大运河的开挖，得利的无疑是数次衣冠南渡后的南方。它不仅让运河沿岸的杭州、扬州、淮安成为重镇，更让被称为“江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原进一步认知。也让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有了一次重要链接。通过这一纵贯南北的水路大通道，南方这个产粮之地更是成了帝国生存之依赖。
这一趋势，也让开封在为秦所毁、一度成为泽国之后，成为时人不敢忽视的存在。原因无他，京杭大运河是在鸿沟水系上修缮的，让开封不仅处于运河沿线， 更是卡在洛阳/西安与南方对接的咽喉部位。这对洛阳/西安的威胁，逐渐藏不住。尤其是洛阳/西安变得越庞大，它受制于开封就越深。
只是，正如冷空气来临之前的几天，会特别暖一样。此时的西安和洛阳，依旧繁花着锦、烈火烹油。
贞观三年（629年），唐长安再次遭遇大灾，为了避免百姓活活饿死，政府特许百姓离开长安自寻出路。
当时的玄奘正是混在灾民之中出了长安，自此踏上了西行取经的道路。不过，等到玄奘在古印度留学取经17年之后归国，在政府官员的迎接下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迎接他的人群，从西郊一直排到了朱雀门，导致道路被阻，玄奘一时无法进城。
尽管西安还是摆脱不了粮食危机，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已见盛隆。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加上日后由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却又亲手毁掉的开元盛世，让长安城的辉煌达到了一个顶点。在人口上，常住人口一度达到了破天荒的185万，流动人口则有51万之多。 除了汉人，鲜卑人作为南北朝时期贵族的后裔，在长安城拥有更加广泛的势力。
与此同时，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政权崩溃后，许多归降的突厥首领也被唐太 宗安排在长安城落户。此外，因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来自沙漠绿洲上的粟特商人也早早进入了西安，成为连接唐朝与西域国家之间贸易的重要力量。
不得不说，当时的大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国度，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让西安的发展拥有了无数的可能性。
在信仰上，除了一度尊崇的佛教，民众们还可以信奉祅教和景教。在娱乐上，贵族们可以玩上由波斯传来的波罗球（宋代马球的前身）。此外，长安城还盛行胡风。其中，胡旋舞风靡一时，“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而能歌善舞的“胡姬”让李白也曾一度痴迷，“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长安何谓｜胡人塑造的都城》，任疆，澎湃新闻2019年7月12日）
在都城营建上，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建设，唐长安就此集齐了三大内，即大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以及南内兴庆宫——太极宫的重要不用再提，大明宫则在高宗因身体原因从太极宫迁居于此之后，就此开启作为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
至于兴庆宫，前身是唐玄宗做藩王时期的府邸，在其登基之后大规模扩建而成。唐玄宗和杨贵妃长期居住于此，李白也曾多次醉酒献诗于兴庆宫中。
如果说三大内见证的是皇家气派，那么，东西两市的建立和兴盛，见证的则 是底层的烟火——它是交易商的乐园，也是剁手党的天堂。由于东市靠近三大内，主要做的是政府采购以及高端生意，常见的是“奢侈品”商铺。相比而言，西市 更平民，更大众，也更具有人气，聚集了酒肆、衣行、柜坊、药店、珠宝店、铁铺、绢行、声色艺伎等220行，所售商品也以日常商货与小额消费为主。从西域、中亚来的客商，大多就近选择到西市。所以西市的客源更加复杂，也更加国际化。
正因为无数人在东西市进进出出，买卖砍价，“买东西”也就此成为中国人对“购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称为“行当”，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尽管唐时的长安城一开始实行的是封闭式的里坊制，坊市分家，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外贸市场的建立，逐渐向开放式街巷制转变。这也意味着，西安逐渐突破了作为政治、军事的单一职能，工商业也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繁华面前，没有愿意看到美人薄暮的那一刻。但摆在西安面前的是，它的基础越来越跟不上自己的野心。
京杭大运河虽然让粮食供应有了相对保障，但是从遥远的南方运过来，显然成本也异常巨大。 尽管在唐玄宗时期，京兆尹裴耀卿曾提出了改革漕运的重要方案，比如实行分区域负责办法，实现“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并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以提升效率。此外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这节省下了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也让杜甫写下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是这样的美好生活如同昙花一现。
到了白居易生活的年代，米价比起唐初还是翻了一倍，为10文一斗，诗人顾况曾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终唐一代，唐高宗到过洛阳“就食”，唐玄宗也去过。所以唐朝的皇帝都有一个雅号，逐粮天子。而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在天授元年（690年）自立为帝时，弃西安而定都洛阳。其在位20年内，除两年居于长安城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 这里除了远离支持李唐的关陇贵族集团，还有更方便蹭饭的意思。
正像武汉成形没多久，便取代了荆州在荆湖地区中的地位，以便更好对接东南沿海，长安的粮食危机，以及它的尾大不掉，也一定会逼着统治中心在经历过美好的关中岁月之后要往东移。 这也让洛阳一度走上自己城生的巅峰，进而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
曾授荥阳县主簿后因功授任洛阳尉的王湾在镇江的北固山下遥想洛阳，“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被贬为江宁（今江苏南京）县丞的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让他转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而在洛阳客居的李白，也在这里享受属于他的相思，“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也正是在洛阳，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遇。这遂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同样，也正是由于杜甫的引荐，李白和高适相遇。744年，李白、杜甫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而高适正寓居于此，于是杜甫邀他一起同行。自此三人同结厚谊。
只可惜的是，洛阳最终都没能成为他们的安身之地。也正是李白，写过这样的诗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以及“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指天津桥，在洛阳西南洛水之上）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
此刻的洛阳，正笼罩在安禄山的“淫威”之下。755年，让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爆发。作为这场动乱的一大主角，安禄山曾一度夺取洛阳，并自称“大燕皇帝”，和西安针锋相对。不过，对唐朝政权最致命的，还是安禄山既控制了洛阳，又以精兵攻击睢阳（今河南商丘）——它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城池，但却是南下江淮的必经之道，只要得手，基本上就切断了西安与江南的联系。好在有名臣张巡为保全唐朝政权，死守睢阳，据说杀妻妾以充军粮，尽管城池依旧失陷，但也为唐朝召集部队平叛赢得宝贵时间。
但李白再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时刻。为了避险，李白只能“东奔向吴国”，到一位被称作“扶风豪士”的人家里做客。因受到热情款待，为表感谢，也借此抒怀，即席写成《扶风豪士歌》。
不幸的是，一心“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的李白，最终还是误入永王叛军，被捕流放夜郎——此时的高适，正身为淮南节度使，与淮南西道节度使来瞋与江东节度使韦陟一起讨伐永王李璘。也许是立场上的不同，让高适此前面对李白的求情，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终两人反目成仇。
尽管李白因灾遇赦，但没多久便于762年逝于安徽当涂。一说因病，又一说是酒醉后在江上捞月失足而溺水。这让高适再无弥补机会，而李杜也再未见面。
一年后，安史之乱平定。但它带来的藩镇割据，让延续帝都之命的西安，所面临的困境依旧没有解决。
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拥兵叛唐，并于日后攻陷开封称王，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时的唐德宗李适（kuò）面对着遍地战火，却又国库空虚，关键粮食还供应不上。最后因为没办法招待好前来勤王的泾原兵，结果遭遇兵变。好在贞元二年（786年），败退淮西的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开封之危始解。
虽然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开始在路上大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意思是饿急眼，啥也不顾了，但镇海军节度使韩滉此时自江浙运来米三万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只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是，关中的饥荒持续了数年，军民都饿得又黑又瘦，饿久了之后突然吃太多，又撑死了五分之一的人。
长安显然已经到了力不能任的地步。这种拉胯的局面在李克用的手上开始被终结。这个日后为后唐太祖的沙陀族人，曾两度对西安用狠，不是“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就是“乱兵入长安，焚掠坊市与宫城”，而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养子李继鹏“欲劫皇驾幸凤翔，纵火焚烧宫门，烟炎蔽开，京城大乱，诸军互相剽掠”。
最终，在904年，以开封为根据地的朱温，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为了更好地控制朝政，带着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强令长安附近百姓迁徙，为了防止有人对西安念念不忘，“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据说，当时从房子上拆下的木头，被扔在河中一个多月都没漂完。自此曾经繁盛无比的长安城“遂成丘墟”，与政治中心渐行渐远。
西安没落，洛阳也没能独善其身。频繁的战火，对它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也让它没有太多时间休养生息。而它的水路也在唐末遭到了严重堵塞，人们又无法清除掉淤泥，导致洛阳虽然晚于西安失宠，但同样抑制不住下滑趋势。
更要命的是，世易时移，开封的成长，让洛阳不再无可替代。随着朱温先弑唐昭宗、后逼其子唐哀帝李柷禅让，并建立后梁，开封第一次摸着“国都” 的荣耀。
【本文改编自王千马著《城市战争：国运、时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国区域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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