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中国：悼余英时

（图／本报系资料照）

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日前过世，他一生从思想史的角度关注中华文化的重建议题，中英文著作近60本，对海内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影响甚钜。

余英时先生善于结合欧美社会科学理论来谈思想史议题，诸如拿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观点来讨论传统儒释道思想对明清商业发展带来的正面效益；阐释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的阶段与三教无负于商业的观点，写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巨著，其将韦伯的新教伦理转换成儒释道三教，借此反驳马克斯唯物史观揭示历史五大阶段适用于全部人类的普遍规律。就发掘中国传统与其原始经典所呈现的内在理路来说，余英时先生的确有巨大贡献。

晚年，他写出《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引用雅斯培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书中提到的「轴心突破」说法，再借由帕森斯提出的社会进化论来讨论中国历史上几个关键发展阶段。尤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突破，他视其天人关系的转向起源于个人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其轴心突破的关键在于拿「心学」取代「神学」，奠立中华思想的一项特色。这是他替中华思想的价值提供的一大资产。

然而，终其一生，余英时先生带着中国传统的士人气息，常在书斋中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严厉批评中共政权，后期则对于发生在台湾或香港的各种政治事件，只要能呈现对抗中共的声音，他就表示高度支持，其立场都不是从宪政秩序的角度出发，来检视公民肩负的权利与义务，从中检视自由的深度与限度，而只是基于对中共政权的刻板印象出发，形成跟民粹浪潮合流的现象。

尽管他说自己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他这些时论从未自我检视是否具有政治学的理论依据，只是凭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胸怀，就发出巨人般的声量，且往往激起学术圈的千堆雪，进而产生撼动政局的能量，甚至大陆人社学者都常对他表示支持，借此指桑骂槐，其间的心理与效益正印证着他毕生关注的反智主义现象。

总结余英时先生的论学与议政，笔者有两点看法：其一，就论学层面而言，余先生结合社会科学理论来谈历史，别开史学探讨的生面，虽依旧不脱乾嘉考据学的遗风，但已属文史学术极上乘表现。但他未曾运用自己丰厚的传统素养展开理论的创发与架构，从而引领史学研究前行，并拓展出华人自身的本土社会科学，实属一大遗憾。

其二，就论政层面而言，余英时先生从六四事件后，就对中共政权带有偏见的厌恶，未曾认识到其正在往回归中华文化的路上大幅调整，更拒绝从中西文明正面临冲突的视野中给予建设性的忠告。任何讨论如果只是带着敌意来批评，不可能促成任何深层改变。余英时先生已完成他的人生，但如何从思想与学术层面开创出他理想的中国，尚有赖后人持续耕耘。（作者为国立东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