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思余念──悼余先生英时
江青在余英时家采访2016年10月。（江青提供）
一九九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召开「国家、社会、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最前排右三为余英时，左二是高行健;最后排左二为刘再复，左三是李泽厚。（江青提供）
余英时、陈淑平伉俪2017年送给作者的合影。（江青提供）
普林斯顿大学降半旗。（江青提供）
（江青提供）
不敢相信、不忍相信、其实是不愿相信余先生英时远行了！相信他走得安稳，在睡梦中行远。相信现在余先生睡在那，父母在那，家在那，中国在那！更相信那个自由民主的归宿地原本是他毕生追寻的梦乡！
八月五日清晨获得消息如五雷轰顶，强制自己定下神从瑞典给Monica（余太太陈淑平）打电话，几次都无人接听，相信言语此时完全失去了作用也毫无意义，只能托我的表弟妹利平从纽约送上一盆花聊表心心念念！想到五年前，我的贴心朋友高友工去世，他们从普林斯顿送了一盆紫色的薰衣草和一双可以加热的保暖袜给我，花店卡片上居然署名：友工送！看到这盆花我立刻给体贴入微、充满人性关怀的伉俪打电话致谢：「谢谢天上送来的花，天使送来的温暖袜！」
我和余氏伉俪相识整三十年了， 一九九一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往时 往事 往思》，搞舞蹈的人初次「舞文」战战兢兢，书出版了还是不敢「拿出手」，在友工授意下，我鼓足勇气给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著书立说不休不懈的余英时教授伉俪送去。余先生与友工在普林斯顿同事，哈佛大学同学，都师从杨联升教授，私交甚笃。记得我送书时还邀请了淑平下周来纽约看大都会歌剧院「图兰朵」，我任此剧编舞可以拿免费票。要看戏的当天中午，接到余先生电话：「淑平不舒服今天不能来了，抱歉，她要我打电话跟你讲一声。」「怎么病啦？」经我问，余先生才笑着道出淑平不舒服的缘由，原来是被我的书「害惨」，好几晚连着看书她没有睡觉，搞得她晕晕乎乎。我祇好喊罪过！
从此我和他们伉俪结缘，我既无胆更无识，不自量力地去介绍余先生的学术天地，只是高山仰止的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听他深入浅出的谈天论地。这里只能平实的记下我印象较深的几件往事，表达余思余念。
由于余先生一贯对文化、社会有关怀有担当的宽厚胸襟和情怀，虽然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但一贯以天下为己任，一直强调人要有精神追求，一定要建立价值体系思想观。他在访谈中经常谈良知的问题：知识人有没有尊严，就是你自己对于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良知的驱使，使他义无反顾地帮助了一批八九年流亡的知识人度过最艰难、徬徨的岁月，余先生找普林斯顿大学校董，中国传统书画收藏家约翰．艾略（John Elliott），谈「有家归不得」的民族悲剧，谈时忧心忡忡、情不自禁当场泪下。约翰告诉我他被震动，平时他对余先生的学问、人格敬仰且推崇，在这样的情境下，约翰义不容辞的慨捐一百万美金，助余先生「养士」－－创立「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立了另类的学术研究中心。我和学社有些人相知，他们中国情结浓厚根扎得深，根越深越经不起移植。余先生无异的是这批流亡者，在艰难、徬徨岁月的支柱、榜样，以身作则让他们真正感悟到什么是传统中国文人的温良恭俭让，是他们的典范和精神导师。
一九九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家、社会、个人》不世出的史学泰斗余先生英时和夫人应邀出席。我邀得余英时夫妇会前来我家晚餐，目的可以让刘再复单独跟余先生谈申请研究经费一事。余先生因忧心海外汉学研究式微，成为「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主要推手，这是一个面向国际的学术奖助机构，以「纯学术」定位，且以「中华文化」作为研究核心，刘再复是知名流亡学者，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不料再复提出来要我邀请李泽厚也来参加。
余氏伉俪先到我家，我坦诚相告：虽然我和比雷尔有心尽地主之谊，但今晚实在是有要事相求，请他们谅解我的「别有用心」。颇感意外的是整个晚上李泽厚目不转睛地对着余先生一人唱「独角戏」，根本没有给再复讲话的机会，当主人的我和比雷尔更如隐形人。
我曾是李泽厚忠实的读者，但学问再好，哲理再深，既无品又无德不敢领教。余先生对人宽容又宽厚，给他们两位创造了这段六年「学缘」：刘再复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担任客座教授，李泽厚则在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作研究，近水楼台他们合作了不少著作。
多年后，这件事引出一个尾巴，二○一六年为庆祝「明报月刊」五十周年，编辑知道我跟余氏伉俪相识，托付我给余先生做个专访，我欣然接受，并将专访「中国必须回到文明的主流」纳入《回望》书中。后来，感到很有必要将我所认识的余氏伉俪写篇「古道热肠」，所谓由小见大，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们温润、温暖发出来的人性光辉。
十多年来我出版了几本书，有机会时会给余氏伉俪送去。他们为人正直热情，兴趣广泛，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闲谈往事、个人经历，回忆共同认识的朋友们，如果余先生有新书出版也会送我一册，每次他们都会勉励我要勤笔耕，有他们的鼓励当然励我志。写完「古道热肠」后，需请当事人先过目，意外的接到余先生电话，要我笔下留情，非要我把批评李泽厚的段落删掉。我删了又删，几次之后，余先生才勉为其难的通过我的「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当然有机会让余先生三番两次改我的拙文，也是一大荣幸。
那天我为「明月」采访了余先生后，讲到友工身体欠恙令人担忧，第二天余先生给友工拨了电话，两个人天南地北愉快的聊了半个多小时，三天后友工作古。余先生悲伤之余又感到欣慰，告诉我因为他们之间平时不常联络，尤其是退休之后。那天，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罢，长谈畅谈似乎是在向老朋友话别。想来他们二位都一样不拘小节，为人体贴、谦虚、随和，但人生态度却南辕北辙──高友工一辈子独善其身，大智若愚；而余先生英时一辈子任重道远，若愚大智。
友工是在家中走的，我在第一时间得到噩耗后立马联系余氏伉俪，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室教务处发通告：为友工降半旗三天，以示悼念。高友工纪念会于二○一七年春天在普大举行，余氏伉俪参加了，还带去了余先生早就写就的挽联「人奉高名非所取，天生清福不须修。」好当面送给友工姐姐。事后还特别嘱咐我：「等友工墓地修好时不要忘了替我们献上鲜花，烧掉复制的挽联。」三年后友工墓地就序，友工的忌日我备花去了纽约上州Syracuse橡木墓园，这是他自选的长眠之地：母亲身旁。
那天凄风苦雨，要点燃火烧挽联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等到深夜，风静雨停还是做到了。现在知道余先生已经入土为安，长眠在普林斯顿父母身旁，跟友工一样，做到了具有文化含意，不同意义上的「落叶归根」！自由的灵魂好好安息吧！
去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噬掠大地，初期，瑞典不当的防疫政策，医疗设备的匮乏，导致极高的死亡率。儿子在一线当医生，使我惶惶不可终日，只好集中精神、坐下来、静下心、埋下头，写！
「尔雅出版社」答应我在二○二○年庆祝出版社成立四十五周年时出版「我歌我唱」，想到这次要麻烦余先生了，于是写：
淑平大姐、余先生英时：二位安好！我是喝了点酒，壮了胆、鼓足了勇气写这封信给你们。
想恳请余先生给书名「我歌我唱」题字，但想想也许这个要求有点过份，余先生年事已高，要做的事如此之多……
寄上书的目录，余先生量力而行吧，千万不要勉为其难，您的任何决定我都可以理解、接受。并请包涵我单刀直入的「鲁莽」！
请保重，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晚 江青
余家不用电邮，依靠邮局和传真。我没有传真机，受疫情的影响瑞典邮政几乎瘫痪。想到香港「明报月刊」时常登载余先生大作，于是烦请编辑叶国威帮忙传信。第二天就接到淑平电话：「我跑腿上邮局寄，英时动手写，我们分工合作。」
「那妳可以帮余先生磨墨呀！」
「哦──妳知道我从来是个不伺候人的人…」
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很久，也笑了很久。分工合作效果高──书名题签很快完成，余先生怕误事先传真了题签复印件，在旁手书：
尔雅 隐地先生 此件原稿已航寄，玆为传真。二○二○，六，十一 余英时
正本准时空递到尔雅，隐地写信致谢，同时还赠书给余氏伉俪。前辈年事已高，为我的书如此费心尽力，能不心存感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余先生向来看得很重，虽然他在世界知识文化界德高望重，仍然带着使命感的关怀文化、社会、时局，年轻学子去余家有如上庙堂，希望得到余先生指点。给我的印象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无论是流亡在外的知识人，或是来美国开会的两岸三地学者前去拜访，他家大门总是敞开着。 有次我向余先生建议：出本专集，收罗他为他人出版写的序和题签，我看过不少篇余先生为学人和作家写的序，可以感到他是认真对待，仔细看过后才下笔，为伸张正义、为弘扬文化，更多的是为需要他拔刀相助，不得不「仗义」为之。Monica常笑说：「我不是，但英时是个老好人，来者不拒…」如今，老好人永远睡了，天下能不同悲戚？
为了重温余先生的音容笑貌，领略他的风范，近几天看了不少有关余先生访谈、悼念视频，视频像吸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我。其中让我感动不已不能自己的部分是苏晓康对余先生的追思：他说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一年多后，一九九三年出严重车祸，车祸中自己昏迷近一周，妻子傅莉面临瘫痪重残。他们能从精神崩溃和体能瘫痪中恢复，是靠了余氏伉俪物质和精神上前后八年的无私支持…说到「一言难尽、恩重如山」时，苏晓康泣不成声。
话锋转到追思余先生在人格上对他的影响，车祸过后没有多久，余先生邀请苏晓康到家中教他一种方法：「去跟历史上的那些人物接通心灵，中国人没有宗教，但其实有其他的东西──一种活的生命。你要去和历史上这些优秀的人物接通心灵之后，你就在历史长河上获得了一种生命。这不只是知识，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那是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你会从那里得到力量，然后你会变成为另外一个人。」
苏晓康掩面流泪地追思：「心善又待人真诚的淑平还每周两次坐火车再叫计程车，到复健医院探望傅莉，陪着我们夫妇一起哭泣，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没有他们两个人，我们根本走不过来…」多年前我看了苏晓康「离魂历劫自叙」，严肃的剖析和自省能力使他退出社会上的喧嚣与虚华，重新成为另一个苏晓康，无疑是余先生居功至伟。
今年二月中，住在纽约的母亲身体欠恙，我匆忙赶回探望，告诉了余家后，他们非常关心我母亲的状况，也担心我一个人在纽约，独来独往探视母亲会碰到歧视、欺负亚裔的「疯」子，所以隔三差五的打电话来查问。我则关心他们打疫苗的事，因为余先生曾是老烟枪，多年前动了大手术，身体状况特别需要小心谨慎。我弟弟在药厂专研新药、儿子是急诊医生，具备医药常识，于是转告：快去打针为上策。
结果，他们夫妇一起打了疫苗，Monica来电话：「我和英时都在诊所打了针，头一个告诉妳，免得妳整天在电话中啰哩啰嗦…」
「啊──太好了，等你们打完第二针后十四天，我来普林斯顿看你们。」
「天暖的时侯我们可以在院子里坐，我们家的花可漂亮了，室外安全些。」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医生不准，认为余先生年高体弱不要冒险。
余家订北美世界日报，我在周刊上时有文章发表，Monica常告诉我读后感，还要加一句鼓励：「英时要妳多写文章！」
四月中旬母亲阴历大寿，虚岁整一百，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疫情当头，只能够用Zoom连结五湖四海的亲朋好友们上线庆祝。前一天，在邮箱中收到余氏伉俪给我母亲的生日贺卡要我转交，卡上毕恭毕敬的称江伯母，母亲和他们年纪差距不那么大，所以对我说：「怎么敢当？」然后写回卡致谢。谈起来余先生不忘幽默：「我们是跟在友工后面叫妳母亲伯母。」
现在想来余先生在生命逐渐衰退，Monica在担心受累的时刻，还依旧不忘关怀我的日常生活。此情此景会是我心中永远温暖的阳光！
五个月后母亲身体基本康复，我惦念孙女，七月中旬又回到了瑞典。Monica打电话说：「已经习惯跟妳在电话中胡言乱语，又习惯性的拨了妳的号码，林青霞的赠书三册收到，替我们谢谢她，但妳的《食中作乐》怎么还是迟迟不见？妳几时回纽约？」
「九月中，回纽约后去看你们，一定会带上我做的余先生爱吃的盐水鸡肫。秋高气爽，疫情也会较前稳定了，多好，真的多好！」
……
太突然的变故，太不真实的同时我又感到欣慰，余先生何等有大德、有大福，没有久病缠身的痛苦、也没有生离死别、天人永绝的痛楚，梦乡中安祥的超渡去了无忧虑、无仇恨、无斗争、无硝烟、无谎言、无暴政的净土！
Monica何等大智、通透，四天后余先生入土为安，事情安排的妥妥贴贴后，她才向世人透露了这个令人痛惜、难以接受、而反响又如此巨大的消息。
余先生英时是位不平凡的人、有着极不平凡的人生，却选择了最平凡、最简朴、最淡泊、最不打搅他人的方式圆满了一生。干干净净！
刚才收到消息：普林斯顿大学有三天降半旗，在大学最古老的East Pyne Hall（东长青树楼）追悼前大学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Kluge Prize（克鲁格奖）得主，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1930-2021）。看着这张降半旗照片，猛的忆起五年前的秋天淑平安慰我：「这三天普大在East Pyne Hall 为友工下半旗，我每天都去校园走走看看想想，他真是有福之人，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旗迎风招展，飘动得就像友工，如此美好！」
如今我在万里之外，每天在林中想想看看走走，余先生真是福气好，气高秋爽阳光普照，大树临风伫立，宽大的树荫就像英时，如此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