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评价余英时系列之一：自由思想风飘絮？ 独立精神任平生（张登及）

2014年9月19日台北市／第一届唐奖得奖人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专题演讲，现场汉学奖得主余英时（见图）荣誉教授主讲「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向大家分享他对于中国史的看法。（赵双杰摄）

思想史大师余英时病逝，海内外知识界痛失学术巨人。后学如笔者虽不习文史，亦同感震悼。自问历史虽终将翻页，但一个时代终结之后要多久，才能佐证余先生自许的「乐观」？细思之余，尤感极恐。

笔者初识余氏著述，方当1990年代初期台湾社科界盛行「韦伯学」研究。德国社会学巨擘韦伯定鼎之说，在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他一反马克思物质论，主张新教伦理为其精神根源。此旨至东亚经济崛起之初，挑发了儒家传统究竟阻碍还是促进中国近世商业经济之争论。台大政治系当时也有新锐教师专门开设课程，批判性地加以探讨。余氏当时借鉴韦伯的「理念型」与「宗教伦理」，阐发了比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更早勃兴的中国「士」的精神和后来「儒商」的传统。这些新颖且厚实的历史分析，使余先生的成就溢出文史，泽被法政社科领域。

余氏还曾引用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的铭言，判明静观虔信的古哲，与革命性知识分子的区别。这也曾鼓舞了笔者去追究列宁、葛兰西、刘少奇等人概念中的「共产党员」与「知识分子」间的有机关系。当时笔者认为，列、葛、刘等强调共产党人需以「修养」超越「自在阶级」，呼应了理念型中无阶级的「士」的公共性。余氏也曾指出，正是共党菁英曾使许多不限阶级属性的知识人相信中共更讲民主，始能在政治与军事上打败国府。而毛的政略多次将「士」斥回官僚资产阶级附庸，是大陆政局发生影响深远的灾难性错误的原因。

初看之下，余先生推崇的「道尊于势」的士人精神、偏爱兼容中华传统的「自由中国」，似乎都难逃红楼梦中乌托邦大观园的命运，注定要堕入悲剧的黑暗之中。但他对大陆「反右」之后斯文扫地、反智时起的风气，还是深恶痛绝，以至于说出「中国不存在」、「台湾属于自由中国」、「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激扬决绝之语。

但现今真正令人颓丧者，不仅在于他寄望的「自由中国」，正走上「去中国」以求自由之歧途，还在于文史界因两岸「中国」想像越加分殊而分裂。热心救亡爱国之士固痛责先生背弃钱穆传统而「亲美」；悼念先生者则愈多移其「反共」之花，以接「反华」之木。拉高视野更极目观之，此天下大裂、美中大争之世，正是哗众造势、险幸当道的时代。胡适的宽容自由、钱穆的温情敬意，不仅不可兼得，且正泥沙俱下、一同殒落。这恐怕是不碰网路，限于靠门人、访客了解两岸与世局的余先生，晚年论政时没有预料到的。

余先生一秉「志于道」，关心两岸三地乃至希望兼济国事、天下事，是儒家「道尊」的一以贯之。或有言先生入美籍而责备，诚无知于华侨是革命之母、「离散」亦中华之辩证。不过余氏或因「身在庐山」而未能帮助世人先机洞识911事件以后美欧思想、政治、社会的「天下事」，甚至给人沉湎于90年代「历史终结」、「美国例外」的疑惑，不免稍逊福山不断挑战昨日之我的气魄。

福山仅跻于耳顺之年，于世事仍可亲见亲闻；以此责备先生不能求全，殊非公允。笔者以余之识见胜福山者，仍在他是自传统中求突破，再借鉴西方哲学，同时彰显了中国思想独特的人文价值。顺着这样的理路，读者完全可以自己看见百年前中国与百年后「自由中国」（甚至美国）醉心打破传统求进步的谬误，其结果也必是重蹈「横扫斯文百万家、太平有策莫轻题」的陷阱。此亦足见余氏非循鲁迅破弃传统，却仍近于钱穆的本衷。

哲人已远，这结合传统价值与自由思想的精神，在大洋两岸不免都是山河破碎。但只要知识人平生不怕独立思考，借先生之言，「未定项」永远都在。（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