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2024：新时代与新秩序的初年（张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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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英空袭叶门胡希叛军，与胡希飞弹再击中红海的希腊商船后，伊朗也以飞弹攻击邻近美国驻伊拉克库德斯坦总领馆的所谓「以色列间谍中心」。虽然欧盟现在决定要派出至少3艘驱逐舰前往护航，但刚刚完成首访中国的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比利时首相德克罗昨天在欧洲议会公开表达对川普可能当选的忧虑，认为他可能与普丁谈和，其言行将威胁民主价值。德克罗访华当然要表达对中国市场准入与人权问题的关切，但必然也要谈乌克兰与迦萨问题，却因欧洲整体份量日益衰落显得有气无力。

事实上，北约作为欧洲的军事中枢，其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刚在2024瑞士达沃斯论坛警告，俄军正在乌东数条战线缓进，绝不可轻估。尽管基辅在失去乌东重镇马林卡后，传来两个好消息：去年底以飞弹击毁黑海舰队大型登陆舰「新切尔卡斯克号」；以及两天前以爱国者击落一架俄A-50预警机。

与德克罗访华同时，中国大陆外长王毅正在进行新年北非访问，并抵达刚加入成为金砖集团新会员的埃及，两国的「联合声明」重申以、巴双方未来仍应实现1967年国界的「两国方案」，这显然不会为美、以所接受。但从去年北京牵线伊朗与沙乌地复交到法军陆续从中非、马利、布吉纳法索和尼日撤守，中国在中东与非洲的影响力仍在继续扩大。

这也一部分印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刚刚在达沃斯论坛的分析─「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最初几年（ the early years of a new era）」，列强比冷战的任何时期都更相互依赖，但也为新秩序激烈竞争。对此美国无须新创秩序，但应予以调整（adapting）。对北京不寻求冲突，而是在竞争同时进行「强化的外交」（intensified diplomacy）。苏利文这番新的表态其实呼应他去年10月在《外交事务》所发表的专文─〈在变动世界中强化美国权力泉源〉，重点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自我组织与同盟的选择，关键更是「战略决策」，即哪些战争要进行、哪些予以吓阻，哪些则必须避免。

然而吊诡的是，之所以要强调美中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不仅是因为眼下烽烟四起、乱局纷陈，还因为从学理与历史经验来看，美中两强在东海、台湾、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一直警告大国政治悲剧的米尔斯海默去年10月接受澳洲前副总理安德森的访问时重申，美国制衡中国的首要工作，是维系好与俄国的关系。无奈在柯林顿任内，决策层中反对北约东扩的防长佩里等人在辩论中败阵。柯林顿、国安顾问雷克等东扩派天真以为推进民主是善意，不会被视为威胁。但趁叶尔钦政权之危的结果，却是累积莫斯科的反感。史实证明，叶尔钦时代就与中国缔结了后来不断扩员的「上海五国」。更强势的普丁未必要与欧洲为敌（与德、法友好，与东欧冷淡）；但2014年乌克兰「广场事件」后，莫斯科不得不与发起「一带一路」的中国更加靠近。以米氏的角度看苏利文提倡的「战略决策」分析，当年华府持续压缩俄国是重大失误。

拜登与苏利文自不会公开采用米尔斯海默的「现实政治」逻辑，因为这种话语像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能说的是中美相互依存，仍有包括气候变迁等全球需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加上拜登说中国经济遇上麻烦，所以美方产业科技去风险加上「强化的外交」，应该足以管控冲突。不过亦如苏立文在专文所说，决策经常面对「意外」；而对欧洲来说，川普则是「意内」。在理性与价值都面临矛盾困境的「新时代最初几年」，各国都要小心谨慎、未雨绸缪。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