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不把我打进监狱,他决不罢休

司马南的七条视频指控,联想至今并无回应。不可否认的是,联想正在经历近三年来最大的舆论风暴。

舆论场已经分裂。司马南对联想道德层面的指控,奠定了这次舆论争论的基调。最终,联想和司马南的支持者们,大多都偏离了事实本身,开始在在网络上相互辱骂,揶揄,质问,相互仇恨。

当“没有核心技术,只是个组装厂”被人诟病时,很多人会想起柳传志和倪光南那场路线之争。一个技术至上的总工程师的出局,成就了柳传志和联想,但同样让其陷入今天的困局。

未来早已伏脉千里。重新回顾柳传志和倪光南路线之争,或许能更深刻的理解,联想何以至此。

<�壹:柳传志>

1944年,柳传志出生于上海。父母均家境显赫。5岁那年,柳传志随家搬至北京,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他想当空军飞行员,但由于舅舅是右派,被拒之门外。

但他依然进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在国防科委十院十所工作。1968年到1970年,柳传志到珠海的农场锻炼。

两年之后柳传志回到了北京,进入中科院计算所。13年的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得过几个奖,但却并没什么实用价值。

1983年,柳传志39岁,感觉“憋得不行”,想从中跳出来。

外部的变化,也让柳传志躁动不安。1984年6月,邓小平对日本代表团谈道:中国决心打开国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事去赚外快,一个月挣得比一年还多。这对中科院计算所冲击很大。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决定自己办公司。其他人都打了退堂鼓,但是柳传志说,“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遂加入了创始团队。

1984年,40岁的柳传志开始创业。他有20万元资金,一间不足20平的传达室,这也是联想的前身。

当年计算所公司创业团队排序是:所长兼董事长曾朝茂副研究员,总经理王树和,副总经理张祖祥,副总经理柳传志实习员。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后来创办万科的王石、海尔的张瑞敏成立公司,业务都初具雏形。

公司成立之初生存艰难,他和员工们一起卖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一年后,总经理王树看到公司运营不佳,抽身离去。柳传志升职为总经理。

1985年,柳传志开始给IBM做代理。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个机会来自国家体委信息部工作人员王珂。

在一次展览会上,柳传志获知王珂所在的公司想买12台IBM微机,但必须有体委财务处批准,柳传志又发现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后者手上握着 “进口许可证”。

于是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批准。遭遇了白眼,闭门羹,却激发了柳传志的斗志:“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

他找到他的同学来跑关系,陪闲聊,请吃饭,还帮他换外汇,大献殷勤。工作人员终于说:“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

几年之后便成了中国计算机行业中最大的代理商,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卖出几百台IBM微机。

柳传志在推销IBM微机时,一位知名技术强人倪光南加入了公司。柳传志如虎添翼。

柳传志不会想到,他和倪光南的相遇,成就了联想,也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贰:倪光南>

倪光南1939年出生,浙江宁波镇海区人,比柳传志大5岁。1961年,柳传志刚刚考上大学,而倪光南已经从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倪光南分配到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9年后,柳传志也被分配到了这里。

1968年,倪光南参与了显示器的研制,大大推动了我国显示器技术。不到30岁的倪光南,已经成为了科技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但此时,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发展举步维艰,没有技术,只能搞一些倒卖生意,没有自主研发。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倪光南。

柳传志去拜访倪光南,倪光南竟然答应了,成为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跟柳传志约法三章:“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倪光南也对加入联想做了回应。他说,我曾以为一个科学家整天跟用户打交道是不务正业,可是在国外的见闻,我发现,研究成果不能躺在奖状上,而是为各行各业服务。

1985年,倪光南就设计研发出了“联想式汉卡”和微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且在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年,研制的芯片实现了产业化。

倪光南加入联想,更重要的是,他和柳传志早就相熟。他们交往始于1974年,天津干校一起劳动。两个人分在同一个班,同一间宿舍。双方对彼此的品格和性格都颇为欣赏。

因为倪光南的加入,柳传志如虎添翼。至今,倪光南仍称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联想式汉卡的发明,联想挖掘到了第一桶金,在前三年汉卡就为公司创造了1200多万元利润。在联想式汉卡的10年寿命期中,总共销售出16万套,利税上亿元。

也因此,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联想”。

倪光南对技术有天生的崇拜。他说,“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而是要成为新技术的发源地,联想亦然。

<�叁:分歧>

一切都生机勃勃。柳传志和倪光南经历了十年的蜜月期。

因为倪光南巨大的贡献,柳传志对倪光南言听计从。作为联想公司的科技带头人,倪光南也成为联想公司的形象代表。倪光南很自豪:“从1984年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随着公司的发展,他们的分歧逐步显现。1991年开始。柳传志、李勤(联想创业团队成员)慢慢理出了“贸工技”的联想经营思路,觉得倪光南立项太多,联想能力跟不上,技术无法变成钱。

第一个冲突发生在1992年春节,李勤和倪光南商讨,提出研发“是不是应该有重点?倪光南认为,科学上很难分清楚,哪是“西瓜”,哪是“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联想研发中心屡屡不能将技术转换成产品,变成产品,也卖不出去,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失败后,柳传志和倪光南的矛盾激化了。

这标志着,联想两种不同道路冲突的激化。

此时,倪光南的一封信让柳传志更坐不住了。倪光南给李总及总裁室写了一封信,指责了柳传志的管理,用人等一系列问题。柳传志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做出一个决定,如果倪光南回信,两人还可以好好谈,“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

果然,倪光南没有回信,柳传志开始对倪光南强硬起来。

到了1994年,倪光南主导的,与复旦大学合资建立芯片中心的意向,柳传以200字的便条,否决了。这终结了倪光南在芯片研究的努力,得芯片设计中心胎死腹中。此次,倪光南“受伤”很深。

此后无论倪光南如何努力,如何分析芯片“产学研”结合的前景,甚至四处奔走,帮助筹措资金,还得到了国家经贸委1100万元的科研费和数千万元的贷款支持。但柳传志依旧不置可否。

此时,柳传志也开始削弱倪光南的权力。倪光南发现,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倪光南突然发现什么事也做不了。

1995年,倪光南发现,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中存在着上市招股书所没有披露的重大负债持股问题,坚持向上反映。

他从未将向上级汇报的情况公开。一篇广为流传的署名“敦科平”的文章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外界将至称为“柳倪之争”,也是媒体津津乐道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之争。

倪光南一告四年,他抱怨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联想的人向他正式做出过说明或者解释。

1994年初,倪光南对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对资金运行问题提出怀疑。

而联想和柳传志认为,倪光南告状,只是要把柳传志告倒,所以他不断找出各种理由告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他就会选择另一个话题继续告”。随后,柳传志向董事会写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肆:出局>

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层会议室。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正襟危坐,气氛紧张。多数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已经感到气氛不对,不敢随便乱问。

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第一排这边,倪光南坐在第一排的那边。

联想董事长曾茂朝主持会议。他走上台,仅说了一句“会议开始”,就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通报中说,倪光南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分歧,问题的核心是,1,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2,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科学院代表最后决定,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同时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但同时,今后应将董事会的工作规范化,建立起必要的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并加强协调和沟通,以保证公司经营管理能高效运行。

宣读解除倪光南总工和董事职务后,柳传志感谢调查组给他的清白结论,他回忆了和倪光南一同工作的难忘岁月。说到动情之处,柳传志开始哽咽擦眼泪,他停了几秒,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说,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况,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

第二天,有记者采访倪光南,请他谈谈感受。倪光南沉默不语。

随后倪光南继续上告,但最终并无进展。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科学院7层会议室。联想董事长曾茂朝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

随后,倪光南通过Internet向外宣布——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属于倪光南的时代过去了,而柳传志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