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腻的范闲和王朔的顽主

◎金宇

在万众瞩目下，《庆余年第二季》终于闪亮登场。时下最热的IP、各路明星的出演、快意恩仇的爽感，都让此剧备受期待。与此同时，也让观众想起当年风靡一时的王朔及其作品《顽主》。

范闲的乌托邦危机

《庆余年》大受欢迎的原因当然是其输出的情绪价值：我们可以把范闲的成功视作外乡青年经过奋斗在繁华之地的京都站稳脚跟的空间迁徙寓言，或者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通过残酷竞争终于晋升为大修行者的类职场励志传奇。更重要的是，从一岁开始就面临各种危机的范闲会让坚信“生存压倒一切”的当代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的各种激烈反抗也不难被如今困在各种内卷、竞争中的年轻人所理解。

也因此，范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朔的顽主，他们都是社会与文化的叛逆者，也都恰到好处地为同时代的人们贡献了一份精神上的抚慰。然而，正如顽主并不是真正的反英雄，而只是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实践者和呐喊者，范闲的人生故事也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奋斗/成长，他所信奉的更多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

在第一季中，范闲不断地将自己的志向诠释为折中主义、江湖义气甚至是“小市民主义”，使之退化为与大时代无关的个人情谊；但随着第二季剧情的发展，范闲又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天下苍生代言，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于是，私人情感与公共领域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也成为本剧需要真正直面的挑战。

天下的大格局与范闲的小圈子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创作者在把王朔的小说搬上大银幕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小说《顽主》是在调侃和嬉闹中消解权力话语的神圣和历史的深度模式，那么由米家山导演的电影《顽主》则添加了小说中所不具备的想象性的完满。电影里的主人公们开设三T公司本是一场非价值化的闹剧，但当患者一家数十口人坐在三T公司要吃要喝，而他们却到医院代尽人子之责时，这些顽主无疑就成了更真挚、更有道德感的一群人。结尾处，被迫停业的三T公司门前的顾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电影也就此完成了价值体系的转换。

同样，《庆余年》第一季最大的妙笔无疑是滕梓荆一线的改编。小说中，他本来只是范闲手下一个听话的属下；而在剧中，范闲将他视为知己朋友。正因为有了情感的羁绊，滕梓荆之死才让范闲醒悟：总有大人物视人命为草芥。自此，范闲不再是新世界的一名看客，而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如果说小说中的范闲有着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一面，那么电视剧显然有意识地用滕梓荆的故事弱化了范闲的黑暗面，突出了他人性光辉的部分。

第二季开场，之所以要花费大量篇幅去描述抱月楼的迷局，不仅是为了表现二皇子为范闲设下的陷阱，更是为了进一步立住范闲的“人设”。他要为老金头讨回公道，因为这个世界或许会轻易地遗忘一个拼命想要救回女儿的老头儿，但他偏偏要“记住”。实际上，这正是《庆余年》的可贵之处：拒绝低龄化、浅显化、童稚化的爽文逻辑，试图在营造“观看快感”之外，仍保留人文性的追求。

不过，改编者越是希望重塑范闲和顽主的“人设”，角色自我认定的精神分裂也就越不可避免。面对奔涌而来的商业化大潮，王朔的《顽主》并非真正的抗议者，而是以一种闹剧的方式来成为这股大潮的一部分。而电影《顽主》向传统道德、价值秩序的回归，绝不可能是王朔和其作品主人公的目标。

与之相似的是，虽然范闲一直把“公正”“平等”等概念挂在嘴边，但小说的走向证明了，他最后仍然会退守到“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踏踏实实过小日子的人生理念上。所以，《庆余年》来到第二季，表面上越来越往宏大叙事的方向上行进，但剧情的内核还是停留在书写范闲私生活的层面——故事再怎么发展，“天下”的格局再怎么扩大，本剧终究还是局限在范闲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小圈子里。

“爹”的庇护与反精英的虚伪

如果说顽主所代表的话语乌托邦只是随风而逝的一场狂欢，终究会慢慢消失于时代视野的画框之外，那么范闲把道义之争转换为“私怨”对垒，把残酷的权力斗争转换为荒唐的“父子之战”，也终究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就连本剧的播放平台都在第二季的花絮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范闲身边有多位“爹”的庇护，这也就证明了：范闲的成功早已蜕化为反复被强化的阶层固化，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去反对精英主义的虚伪。

作为虚构的故事，本剧当然可以继续在历史场域中自由驰骋——这正是范闲的历险记何以能制造观看快感的秘密所在。但随着剧集的热度越来越高，出演的明星越来越多，我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似乎也“当真”起来了。他们正试图在对角色、剧情的讨论中确立自身价值立场，建构起身份认同。

然而，当《庆余年》不断退居到范闲的个人生活这一底线，所谓“正义”“公理”等共同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至于剧中无所不在的价值立场分歧，也因为脱离了具体、实在的社会场景而沦为一种悬置或消解，最终指向了共同价值的消亡。就此而言，《庆余年》的走红与争议或许也承载着当代年轻人在精神层面的困惑：到底应该如何认识范闲世界里残酷的竞争式成功？选择对抗或者顺从既定的游戏规则，真的只是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