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事件45年…回顧施明德與美麗島
初秋时我来到哈佛大学作研究，看着景色随着树叶改变，青绿嫣红橙黄姹紫，如今哈佛园里最后一片叶子无声地落下，结束了美丽的秋天。怀德纳纪念图书馆希腊列柱前的大阶梯，已经体贴地铺上了冬季的防滑梯，从此处望去是一片枯树林，树叶缤纷的色彩消逝后，耸立在对面的教堂轮廓比其他时节更清晰了。听说初雪就在这几天，可无论季节更迭景物变换，每次我走进哈佛园，都重新走进了那午后盛夏的哈佛，我俩躺在草地上散落的椅子旁，听着夏日微风亲吻树叶的声音，闻着青草馨香，你抱着我，我枕着你睡着了。一天又一天，回忆越来越茁壮清晰，永不遗忘。
今天是施明德先生离世之后的第一个美丽岛事件纪念日，也是四十五周年纪念。年初施明德先生骤逝，然而他写给全台湾人民的六万字遗嘱，早在四十五年前就写好了。直面他所属恐怖艰难的时代，他全力以赴不计生死，把一切思考透彻之后，耐心地等待时机到来才谨慎又大胆地行动，关于他的信仰、价值、政治主张、对局势的分析判断和理想，他从不假他人之手，作为一名注定孤独的战士，他没有幕僚、智囊、写手，他自己一人全部包办。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不得不，在奸细密布的处境和无期徒刑的牢狱中，这些都是奢望。但无论在狱中与狱外，孤独与否，他说作为一名战士，他永不放弃战斗，他拒绝绝望。
施明德遗嘱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道：「美丽岛事件」是台湾三十年来最轰动、最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不但在今天吸引了国内外全体同胞的注意力，在台湾历史上也必将留下含义深刻的一页。它更是我国民主运动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和最耀目的里程碑！（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遗嘱》）
当时，他独自一人迎着千军万马风沙滚滚，赤脚空拳，朝远方狂奔，把每一刻当作最后的旅程，仿佛时间已经凝固，他超然地在历史的长廊那头对我们说话。
一九七九年施明德先生担任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为打破独裁统治之下的党禁，为台湾组织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同年十二月十日党外人士在高雄为世界人权日举行纪念活动时他是总指挥，当时他三十八岁，是一个曾被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坐过十五年黑牢的政治良心犯，出狱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曾经的富家少爷，如今一文不名，因此化名许一文。
四十五年前站在他身旁的是他当时的妻子美籍人类学家艾琳达女士，解严后国民党终于准许他们通信，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封信件里她回忆了美丽岛事件当夜的情形：
『我深刻的记得，大约在晚上十点半左右，当我们站在「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转角处，我们的四周有火把的光芒摇曳着，有催泪瓦斯弹药爆炸声和浓雾弥漫着。你对我说了那个夜晚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必须因此在狱中了此残生──而人民能从此坚定地站起来反抗压迫者，并且，令人瘫痪的恐惧感能从此结束──我甘愿！』
这个曾经忍受过无期徒刑折磨的男人已经预知了来路。
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囚满十五年出狱，距离下一次被逮埔，只有九百三十六天，这些日子是他五十岁之前仅有的自由岁月，因为他二十一岁就因台湾独立联盟案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人生仅是童年、求学生涯和军官学校训练。
三天后，十二月十三日隆冬清晨，天未亮国民党当局随即展开大逮捕，却意外地出现戏剧性转折，总指挥施明德在特务严密包围自宅的逮捕行动中惊奇地逃亡成功，这让特务机构早先计划好的「安和计划」功亏一篑，使得原本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大肆逮埔－刑求侦讯一秘密审判一迅速执行的公式，速战速决的一贯作业顿时难以执行。接着启动的是「猎明专案」，铺天盖地猎捕施明德，通缉令遍布每一根电线竿、布告栏、报纸、电视、广播，一时间让施明德家喻户晓，是一个被特务抹黑污蔑，宣传成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深深地刻印在当时人们的脑海里，令人台湾社会厌恶与害怕。然而，就是因为这二十六天的大逃亡与通缉，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女士和岳母有时间能对美国国会游说施压，许多国际人权救援组织热情地参与营救，和各国文化菁英人士的声援请愿之下，让施明德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营救的政治犯。我们必须了解，「政治犯」就像「二二八」，这两个词是当时国民党最核心的政治禁忌。政治犯的存在是蒋氏独裁现行犯的铁证，二二八是其血腥暴力的历史篇章之一。无庸置疑地，国际舆论的压力，相信是迫使蒋氏政权最后必须举行公开审判的最直接因素。
严肃地谈论二二八，查缉私烟不应该成为重点，二二八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场计划好的大屠杀，是统治者整肃异己的开端，台湾从此进入漫长的沉默、恐怖的年代；而认真谈论美丽岛，高雄人权日事件也不是真正的重点，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那一夜发生的事，是恐怖特务统治社会里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不是高雄，也会是台中、台北或台南事件。而美丽岛事件应指涉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党外一系列的论述、组织、宣传、行动，从全国党外联合助选团到美丽岛杂志社，从松散的反对气氛到形成组织化的反对势力，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权步步进逼，一直到美丽岛军法大审开庭过程中展现在世人面前，施明德不卑不亢笑傲法庭的态度、精彩绝伦的政治答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胸怀，启迪人心发人深省，焐热了台湾人冰冷凝固的心，鼓舞了僵化压抑的台湾社会，逐渐迈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和捍卫主权的一条新路。
四十五年前的十二月十一日澎湃的高雄事件隔日中午，施明德搭上一部从台南北上的游览车，盯着窗外心里想：
「我不可能闭起双眼。也许，这就是我一生最后一趟北上的车程，我贪婪地吞没眼前滑过的景色…。每个车轮辗过的乡、镇、市都有这两年被我们唤醒的台湾魂，我相信即使我被捕了，走向刑场了，这些魂魄仍会持续飞扬…。只是这些魂魄还很幼齿，必须设法不能让他们被恐惧感吓走。」（摘自《施明德回忆录II》尚未出版）
抵达台北后黄昏时分，施明德独自一人从仁爱路三段二十三号九楼美丽岛杂志社散步回家，他就住在附近的义光教会二楼，他预知前路艰辛：
「仁爱路的林荫大道是台北市最美的道路之一。夏秋的闷热常常引我在工作之后，在夜幕低垂时分，躺在安全岛上的草坪上。一辈子都睡在硬硬的牢板上，柔柔的草会如软软的毛毯般，提醒珍惜这偷来的自由，盗来的假期，牢板床一直在不远处望君归来…。」（摘自《施明德回忆录II》尚未出版）
没有人能预料，特务也没料想到，施明德以为的这偷来的自由居然多出了二十八天，这奇迹般逃亡的二十六天，是一个美丽的历史偶然，让必然毁灭的政治惯性嘎然终止，像一锅煮了三十年都沸腾不了的热情，变异地在这二十八天来到了沸点，将掀起令人震撼的浪潮。
逃亡、侦讯、起诉，施明德终于等到了第一场公开审判：
1980年3月20日，受审者是我。
醒来时，天已大亮，阳光从狭窄的囚窗射入，部份取代了囚室内的灯光照明。不久，早餐送来……。
今天，我是主角，唯一的主角，美丽岛事件总指挥，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国际已盛传被秘密处决了的大钦犯，现在是国内外媒体最注视的焦点。这一点，我一分一秒都不敢淡忘。如果把我的微笑和轻松的肢体动作视为「不在乎」，
那真是一种极幼稚的解读。一个公认必定会被判处死刑的被告怎么可能会有「不在乎」的心境？这种「不在乎」是在极严谨的思考下做出来的「极危险」的行为。它必然会激怒独裁者，和独裁者的第一线代理人军法官。当然，它是刻意被摆出来的架势，是要用这肢体语言传达给他的族人和后代子孙。这类肢体语言是死士，真正的死士的专利，是矫装不起来的。
自由永远是反抗者的战利品，绝对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我又一再提醒自己。
今天，我更是「台湾大讲堂」上唯一的大讲师，我要替所有台湾人上一堂大课。
我全准备好了，思想和精神都准备好了。连该穿什么衣服都已决定好了。（摘自《施明德回忆录III：军法大审》）
创造历史的时刻是留给一生无论何时不管何处都永不放弃地淬炼心志，作足准备的人。施明德的第一个无期徒刑是他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的青春，监狱是他的炼钢厂，死刑犯的是他的精神导师、政治犯是他的日文老师、英文老师，他遍读所有法学经典，精研国际法，为台湾问题找出路，他博览群书，背诵诗词与历史性演讲稿，夙夜匪懈地锻炼，期间遭逢政治犯可恶地背叛、情人无情地抛弃，虽身心重创，却不敢沉沦，获减刑之后，在基督徒的平安夜醒悟，他领悟宽恕的力量，一个受难者唯有放下仇恨，才能重拾追寻梦想之路。仇恨常常是使人误入歧途的毒药。
此刻，我已经不是被告了，我已经化身为台湾人民的「检察官」在起诉、控诉蒋经国这个独裁者，还有他已逝的父亲蒋介石。我这个被告终于转身变成原告，我知道明天台湾的媒体一定会全面反驳我的「谬论」。这些驳斥正是我希求的，真理是不怕被驳斥、扭曲的。在戒严时代，反抗者的声音永远会被变声、消音，反抗者的形象必然会被扭曲。只有掌权集团的音容永远是美好的。
反抗者最悲惨的下场，就是默默死于刑场。但，我终于把大审变做讲坛了！
大审如果一直停格在法律范畴，我们不但会⼤败还没有时代及历史意义。只要点燃政治之火，蒋经国就会居于劣势，不管他的御用打手如何争辩都只能使他三十年来的独裁本质更曝露。蒋氏父子在台湾的行径澈澈底底就是独裁非法统治。三十年来就是不准人民讨论他们的戒严统治，现在终于在大审中被公开了。明天，他的御用媒体和打手再怎么辩解、反击，我都是赢家！只要谈蒋家的三十年戒严状态，这场大审就是逆转胜了。」（摘自《施明德回忆录III：军法大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当大审的程序来到「最后陈述」时，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施明德在最后陈述庭中午得知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林义雄灭门血案。他做出了回应。
「我刚才从座位上起来走到这里发言，感觉上似乎走过了比四十年还要漫长的路途，我在这里有一份遗书，但我不想在这里宣读了，我随后呈庭。……在整个侦讯期间，审判长可以看到我到法庭来都一直面露笑容，毅然面对。但是我现在却一点都笑不出来，而当我决定要说出以下这些话时，事实上我是要有比死更大的勇气。……尤清为我辩护时说，请钧庭不要屈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要因某些人的仇恨和利益，而把施明德拿去拜鬼或祭神的祭品。但是，现在我却要说，我要清楚的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你们可以拿我去祭神、拜鬼！我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低头，我更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只有为了理想、正义、国家、人民的利益才会低头。此时此刻，我只恳切的希望媒体不要在扭曲我，丑化我的心态。.......我要很清楚说的是：为平复国家的创伤，为替社会带来和谐，我不要减刑，我非常坚定地请求法庭判我死刑！我请求！我请求！……此时，庭内已一片哭声，旁听席上的旁听人士、记者、女警、监狱官们都有人在擦眼泪，家属们更是嚎啕大哭，连法官群中都有人在拭泪，全法庭处处泣声……」（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遗嘱》）
四月三日施明德在景美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写下：
这份「一个奉献者的最后剖白」，相当于我的政治遗嘱。本来是要在「审判程序」进行到「最后陈述」的阶段时，当庭朗读的。没想到就在将要宣读之前两小时，我听说「林家灭门惨案」已发生了。我受到强烈的震撼。从那比手缝隙飙出的鲜血，有如来自我的动脉。我疲倦、虚弱得只有放弃宣读这份文件，并把他直接递交「国民党法庭」，好让来日由历史法庭参酌。（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遗嘱》）
他再度被判处无期徒刑，公文上记载「案情特殊，不宜在中枢地方长期执刑。」因此独自被监管在太平洋上的孤岛——绿岛监狱，与世隔绝。然而疲惫虚弱的施明德没有停止战斗，一九八一年发动狱中绝食抗议陈文成之死。一九八五年，异议作家江南被暗杀事件经美国情报单位侦破为蒋氏政权密谋后，施明德遂展开无限期绝食抗议，前后长达四年七个月，以一个囚人最后的生命战斗，与国民党政权进行长期的政治谈判周旋。他提出三项诉求：一、释放除了自己以外的美丽岛事件受难者。二、解除戒严，停止恐怖暗杀政策。三、承认在野政治势力的合法地位，也就是组党。这些具体的政治目标都在他一个人的绝食战斗中一一完成。
美丽岛人士的牺牲精神，美丽岛运动所揭橥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美丽岛政团所追求的政治蓝图——民主与繁荣，美丽岛大审所彰显的气魄以及其所确立的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是台湾人全体的政治与精神遗产，不是某一群人或某一政治团体的私产或独占的勋章，任何一个人有意愿都能够成为这份遗产的继承人，继承这一份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责任、义务与道德。
二十一世纪已然过去了四分之一，台湾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战争与杀戮的血腥教训绝对不能遗忘，但仇恨必须被放下。「宽恕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点」，「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历经苦难尝过仇恨滋味的施明德先生如此千叮咛万嘱咐，唯有如此，台湾全体才能在未来变化的全球局势中，在国际民主阵营面临危机之时，以智慧和勇气，继续争取并捍卫台湾作为和平、繁荣、独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