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激辩：美国应该寻求和中国冷战吗？

9月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寻求对华新冷战”话题进行书面形式的辩论和现场的讨论。参加辩论的学者有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访问学者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系中国与亚太研究教授白洁曦（Prof Jessica Chen Weiss）与该大学青年学者、博士研究生Eun A Jo。整场辩论的焦点包括：美苏冷战和中美竞争的区别是什么？什么叫新冷战、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对华战略？美国对华去风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警惕的风险是什么？

学者们先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开场陈述”，阐述个人观点，然后是学者对彼此的观点进行回应和点评。以下是这场辩论的文字整理。

▲参与辩论学者。

开场陈述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国和中国已经处于“合作性竞争”关系。美国应该避免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如果美国把对华战略胜利定义为像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那样改造中国，那很可能会失败。美国不该妖魔化中国，而是要找到一个比“新冷战”更有希望的战略。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握有王牌。

“中美大国竞争是21世纪上半叶的决定性特征，但就如何描述这种竞争，各方存在分歧。如果“冷战”是指激烈的、长期化的竞争，那我们就处于‘冷战’，但如果我们将该术语拿来比喻过去历史，那我们尚未进入‘冷战’，也应该避免‘冷战’。对冷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类比将会误导我们应对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美苏全球军事依赖度高，但二者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或社会依存度。而且，那时候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生态相依性问题尚未被提上日程。现在中国带来的挑战大有不同。如果我们与中国完全脱钩，必将给自己、盟友和第三方国家带来巨大经济代价”。（全文请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繁荣离不开同外部世界的持续接触。她对“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视为存在威胁”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敦促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文本进行更精确的分析。

竞争是人类天性之一，在社会各层面无处不在。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军费开支大国、专利申请大国、奥运奖牌榜精英竞争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处于竞争。但这种竞争能否保持理性，还是会滑向一种自我消耗的路线，进而损害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将取决于双方做出的抉择和展现的政治意愿。中国的角色不同于苏联，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中国愿意和任何政体类型的国家打交道，做生意，引领发展，寻求一个让非西方国家有更大话语权的“多极”秩序。中国对美国本土或美国生活方式并不构成“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 ）。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及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离不开其改革开放后同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要想应对中国带来的复杂挑战和机遇，美国及其盟友有必要采取更为精确和多维度的策略予以应对，而不是举起“全面遏制”的大锤。在经济方面，美国也要考虑各种对华限制举措的短期收益和长期后果，以防美国今天的行动所树立的先例和标准将来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全文请见《》）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访问学者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认为，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事关存亡的“威胁”。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处于冷战状态。他敦促美国领导人为长期竞争做好准备，目标是超越中国，不战而胜或战则要胜。

过去几年，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形成。中美在一个多极世界共存，但双方对彼此深度不信任，一方对另一方的世界观也怀有敌意。但与此同时，双方都承认无法压倒对方，这促使两国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同时，将竞争推向其他领域。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就叫作“冷战”。首先要区别作为术语的“冷战”和作为历史专有名词的“冷战”，后者指1947年至1991年发生在美苏之间的历史时期，有具体的环境因素和行为体，但术语“冷战”所界定的环境和之前苏联争霸一样，完全适用于今天中美之间的形势。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它如何展开？持续多久？

冷战的一大独特特征是，它是随着双方行为的积累逐渐开启的，直到双方达到乔治·奥威尔所说的“没有和平的和平时代”（Peace that is no peace）的状态。如果你的对手不愿意承认冷战的存在，那就有助于你将对方描述为“抱有冷战思维”，从而让对方的政治决策复杂化，即便是你自己发起冷战。观察到我们处于冷战并不值得庆贺，因为这是一种严酷的现实。冷战代价高且危险，但却是最不坏的选项。代价更高且更危险的做法是假装冷战没有发生，从而导致模糊性和误判逐步加深。

冷战并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也是为了促使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使其更融合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而中国将美国的这种接触战略视为威胁，这不是我们的目标。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反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准备应对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合作与冲突。美国如何参与这场冷战并取得成功才是美国面临的紧要问题。中国将美国视为“生存威胁”，美国出台的战略需要有妥协、牺牲、负责任的领导和投入足够的时间。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系中国与亚太研究教授白洁曦（Prof Jessica Chen Weiss）与该大学博士研究生Eun A Jo认为，冷战的类比更多的是扭曲事实而不是澄清事实。她们不认为美国和中国已经处于冷战状态，敦促美国努力与中国实现和平、建设性的——也是竞争性的——共存关系。

冷战的类比很诱人，但也忽视了经济和科技的依赖程度，而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使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转型等共同挑战时扮演必要角色。冷战式对抗不是中美的宿命。比起向外输出革命，中国政府更注重内部安全。事实上，如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因意识形态结盟。美国将国内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投射到全球政治中，不会引起潜在合作伙伴的共鸣。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最具体的表述是“去风险，不脱钩”。对美国而言，最好的做法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和平的、建设性的——或者也是竞争性的——共存关系。至少，两国须在一个多元化世界中重燃认同共同利益的实用主义精神。美国的战略必须把竞赢中国的努力置于美中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的积极愿景之下。在当今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必须设定更现实的目标，并优先考虑让自己国内的自由主义家园井然有序。（全文请见《》）

观点交锋

约瑟夫·奈（Joseph Nye）：

我惊讶地发现诸位观点有积极的共鸣之处。没有人希望看到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所说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冷战”；所有人都同意，正如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所说的那样，中美之间长期而激烈的竞争已经存在。但帕特里夏·金接着说，“竞争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决定性特征”，重要的问题是这是什么类型的竞争，这种竞争从理性滑向灾难的区间内处于什么位置？或者用马修·特平的话来说，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酷现实”，但到底有多么“严酷”仍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他指的是多极世界中的“所有领域”。

但世界“多极化”程度究竟有多大？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多极化”这一术语过度简化了一个现实：当今国际力量的分布犹如一盘三维空间的国际象棋：第一板块的军事力量仍然是单极的，第二板块的经济力量是多极的，第三板块包括众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恐怖分子、黑客等），力量非常分散。就第一板块军力而言，尽管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投资逐渐让这个世界更加多极化，但如果考虑到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力投射的能力，这个世界仍然是单级的；就第二板块的经济力量而言，这个世界是多级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都是“大国”，过去十年一直如此；在跨国关系的第三块板上，诸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都超越国家控制能力，所以传统的“国家极化”的说法毫无意义。这三个板块是不同的，代表着不同程度的潜在冲突与合作。要想推出明智的战略，就不应混淆三个板块之间的差别。

正如帕特里夏·金指出的那样，在总体的政治竞争中，这种程度的多元化会产生不同影响。苏联曾试图输出其意识形态并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中国则不这样做。在真正的冷战两极竞争中，美国面临的“苏联挑战”将许多外围冲突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代理战争。在多极化和多个权力中心体系下，将边际利益转化为零和冲突的压力比在两极分化条件下要小。因此，人们可以预期中美这种长期的激烈竞争是可控的。

但是，正如我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时经常对分析师们所说，每一项评估都应该附带有一个小方框，解释自己的假设，并列明可能导致自己分析完全错误的原因。我可以想到至少有三种情形可能会对我的上述评估产生影响。一是台湾问题引发的意外危机失控。例如，如果中国试图封锁台海，导致一艘美国军舰被击沉或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那么美国援引的制裁和《对敌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可能会迅速将这种可控的竞争升级为历史名词意义上的“冷战”。

第二种情形可能是，中国如果更加自信地输出其意识形态，并挑战美国的全球军事地位。第三种情形可能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与该大学博士研究生Eun A Jo将当前的美国努力描述为“去风险”，而不是在经济“脱钩”。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所说，我们的战略是“小院高墙”。但如果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和/或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派与民主党的保护主义派的共同发力，美国保护主义的抬头和驴象两党对中国的妖魔化可能会使这个“小院”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更有可能偏离帕特里夏·金所强调的理性的一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未来是可以预见的，但考虑其他可能的情形，可以提高我们按照我上面建议的思路设计稳健战略的能力。

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

如果这场新冷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不安全感，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实现建设性的和平共处。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这场新冷战的起因。中国国内安全和对外接触之间的矛盾与两难境地始终存在。一些人（白洁曦教授）说“气候危机”和能源转型是为中美实现建设性共存提供了机会，我对此深度怀疑。早期的能源转型，从风能到煤炭再到石油，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无论一国领导人承认与否，能源转型已经面临很大的安全压力。

我将“冷战”定义为一种“状态”（condition），这个词是指在除直接军事冲突以外的所有领域内，双方开展长期、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冷战”的目标是比你的对手更持久，不战而胜。处于冷战状态的国家必须制定适合各种形势的战略。

而我的同事将“冷战”定义为一种应对地缘政治状况的“战略”（strategy）。他们拒绝使用“冷战”一词，反映出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这是第一次冷战在不同环境下的翻版。我认为不要把策略和状态混为一谈是很重要的。

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与博士研究生Eun A Jo:

假设（如马修·特平所说）中美之间已经存在全面的敌对状态，就等于误判两国在稳定双边关系、维护一个有效的、包容的国际体系、推动民间、商业和科学领域紧密交流的共同利益，这种关系有助于遏制冲突，并使两国社会受益。这些共同和相互依存的利益，无论多么紧张，仍然是当前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即使双方的政策制定者都在采取措施减轻风险和减少脆弱性。

任由美国对华冷战的展开，只会损害我们自身利益，增加热战的风险，扼杀互惠关系，将我们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隔离开来（它们并不希望与中国建立敌对关系，担心受到牵连），并危及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等全球挑战的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同时又不损害关系到美国领导地位和竞争力的开放性，这已经很难的了，而将中国视为敌人只会进一步削弱我们保持这种平衡的能力。

发动一场全面的竞争将使美国和中国付出超出双方承受能力的代价。为了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即使在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必须重新投资于一个包容性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必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乎的是国内，而且（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应该寻求改变中国，使其转型，而是应努力支撑西方民主体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确切认识到，考虑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和平、富有成效的共存关系仍然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美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重新思考自己支持什么，而不仅仅是反对什么。美国和中国应该致力于为多样性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而不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意识形态冲突，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所说，美国应该寻求一个成功几率更大的战略目标。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

四位学者都同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美国面临着一个艰巨任务，那就是要准确地评估它今天所处的地缘战略形势，并制定一个明智的战略予以应对。正如所有讨论者所指出的，毫无疑问，竞争是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但就中美竞争的本质以及竞争是不是当前中美所处环境的唯一特征的问题上，四位学者存在分歧。

正如约瑟夫·奈、白洁曦和Eun A Jo在各自的观点中所阐述的那样，今天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竞争。两国在经济上仍然高度相互依赖(即使双方都在采取措施“降低”两国关系的风险)。他们还面临着共同的生态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正如奈所说，这些挑战“遵循物理和生物规律”，没有中美合作根本无法解决。

另一方面，马修·特平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所有领域都处于敌对状态。他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做证据。但如果仔细阅读中国领导人讲话文本，就会发现马修·特平存在误读。中国强调政府干部保持对党的信仰，其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表述，和美国领导人赞扬美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演讲，都能体现出两国竞争中的“意识形态元素”，双方都相信各自制度的优越性，并相信历史最终会证明他们的信念。但双方(目前)都不认为对方是存在的威胁，而且(目前)都认识到，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务实关系是最现实的，也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

双方严重的误解无法得到纠正、外交挫折导致的幻想破灭、台海及其他地方局势因极端民族主义而加剧的意外（或有意）升级，都有可能将局势推向更具破坏性的方向。中美可能无法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一种更实际的共存关系，甚至可能以牺牲双方共同利益为代价，转向“所有领域的敌意”。但正如约瑟夫·奈在这里所说，华盛顿可以“管理一种比新冷战更有希望的战略”，它始于准确的评估和明智地发挥好美国手中的王牌。

总结性论点

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与博士研究生Eun A Jo:

我们不认为中美处于冷战，不认为我们处于马修·特平所说的和中国处于“除直接军事冲突以外的所有领域内，双方开展长期、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还没有达到这一状态。今天的国际环境更复杂，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这使得零和冲突既不可取，也不太可能发生。

但宿命论思维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向零和冲突，这就是小心解读中国信号的重要性所在。正如Kim所说，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常常被断章取义。中国政府寻求加强党的监督的同时，也在继续强调私营企业家的重要性和市场的作用，并且不会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正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喜娜（Sheena Chestnut Greitens）所写的那样，当前不断升级的道路可能“没有明显的出口”。但是，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可能有助于抑制这种不安全局势的升级，加强对行动界限的规范，并为两国社会提供急需的时间来应对更紧迫的国内和全球挑战。我们不应该接受太平洋两岸日益增长的、相互强化的悲观情绪，而是要必须重燃中美两国长期以来发挥巨大作用的务实精神。

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

抱有”中美都能和睦相处”的愿望是完全合理的。在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找到某种方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持久的关系将是极好的，但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

正如美国保守派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所说，我们已经与中国陷入了一场新的冷战，“否认主义”只会加剧我们的问题，并使直接军事冲突更有可能发生。我们不应寻求一种虚幻的“建设性共存”，而是应直接面对现实，向美国人民解释这种竞争意味着什么。只有以清醒的方式面对这一挑战，我们才能设计出一种可持续的战略来促进我们的利益，同时阻止直接的军事冲突——一种比冷战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我对那些在成本和风险面前畏缩不前的人表示同情。这场新的冷战将是令人生畏的，可能会消耗我们几十年的注意力。在国内，我们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我们当选的领导人将不得不达成某种两党共识，我们无法保证成功。美国想要形成和维持一个联盟也将是困难的，但我们与盟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远远高于与中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持久关系的可能性。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

当分析人士评估21世纪中期中美关系的轨迹时，最坏和最好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子？军事冲突会造成人员伤亡，军备竞赛会造成资源紧张，人类安全隐患增加；无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灾害，两国民间关系破裂，这些都是灾难性的局面。考虑到美中关系的现状，如果能在未来20年里阻止这种事态发展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

一个好的起点是，中美要明确地认识到，一方屈服于另一方所有要求的这种“彻底失败”是不现实的。两国领导人还应该向国内民众和彼此坚定地表明，外交接触既不是浪费时间，也不是向对方的让步，而是建立更稳定、更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必要手段。

这些努力不一定会奇迹般地解决两国的很多问题，也不会突然让两国在一系列跨国挑战上协调一致，毕竟中美过去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今后也不会一致。但是，双方多领域竞争的同时，也应该追求共同利益。即使是美苏都可以在冷战期间设法以有限的方式合作，而相比较恶言，中美的相互依存度更大，命运也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彼此也应该寻求超越冷战式竞争的关系。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

我仍然认为诸位观点有相当多的重叠之处。马修·特平正确地提到，人们不应该把状态（condition）和策略(strategy）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指出，如果“冷战”意味着一种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状态，那么我们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但如果它意味着与1945年之后的冷战时期类似，那么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基于这种假设来制定我们的战略。

状态也会因时间和问题领域的不同而变化，权力分配也会随之变化，虽然中俄有人可能会把这种权力分配宽泛地形容为“多极化”（multi-polarity），但这个词可能会让我们的分析人员感到困惑。在军事力量平衡方面，美国仍然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但就经济力量而言，世界是多极的（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而且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在贸易相关的次要问题上也表现出色，但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更接近单极。而在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等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议题上，谈论两极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我们应该根据这种情况来制定中国战略，而不是基于误导性的历史类比。我已经在上面的评论中描述了美中关系中的各种权力状况，并提出了适当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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