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醫是怎麼練成的（下）：現代醫學體系中的蒙醫

在现代等级制的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大批的资源与人才集中到城市的大医院，特别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中，导致基层医疗品质的匮乏。图为内蒙古国际蒙医院的药材展览区。 图／中新社

「蒙古大夫」大概就是蒙医无可逃脱的处境吧？蒙医吸收了各种知识体系的理论与身体观，但反过来却又无法被安置到任何一个知识系统里面，最后只好在自成一家的同时承受着他者的奇异眼光...

蒙古帝国衰落之后，1575年起，藏传佛教二度在蒙古高原上兴盛，连带也把藏医的知识体系带入了混合汉医、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蒙医体系中，并逐渐成为主流。1741年起，在清朝政府的组织下，藏医学的名著《四部医典》、《蓝琉璃》相继被翻译成蒙文，而乌兰巴托等地也成立了「医明学院」，系统性地研究藏医的药方和医疗技术，并参照蒙古高原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加以改良，从而奠定了现代蒙医的药学基础。时至今日，许多蒙医在开立药方时，仍习惯以藏文作为主要的书写语言。

但藏医给蒙医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于此，藏传佛教的流行让当时许多家长趋之若骛地将家中孩子送到寺庙里学习，从而让藏医/蒙医的学习与传承管道不再仅止于官方的研究机构或寺庙，开始向民间流传散布，从而建立了蒙医的「家传制度」。

酒酐耳热之际，我转头问坐在旁边的贵其德医生，他的医学知识是在哪里学的，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出生于蒙医世家，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以前家里穷，养不起孩子，只好送到庙里当喇嘛，想不到意外让他曾祖父发现有学医的天份，自此之后，他家的孩子都会送到寺庙里跟喇嘛学医，再辅以家传的诊脉技术，自成一派，「到我家姑娘才中断，改上现代学校。」注1

「但你也是医学博士啊，还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呢！」我指着他的名片继续追问。

对，我在蒙古国念的博士。没办法，这年头要在体制里生存都要有正规学历啊。

但，为什么是蒙古国呢？

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上兴盛，连带也把藏医的知识体系带入。图为拉僧庙的佛塔，建于1682年，是内蒙古西部最早的佛教圣地和蒙医学府。 图／中新社

现代西方医学与藏医学的相遇其实是从俄国开始的。1857年，俄罗斯发生疫情，一名布里亚特的藏医亚历山大‧巴德玛耶夫（Aleksandr Badmaev）被邀请到圣彼德堡协助防疫，而他的弟弟彼德‧巴德玛耶夫（Pëtr Badmaev）则于1870年起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允许下，在圣彼德堡开设医馆行医。彼德于1902年将《四部医典》翻译为俄文，搭建起藏医和西方医学交流的桥梁。其后，俄罗斯的苏维埃政府将藏医知识当作赢取境内卡尔梅克蒙古族和布里亚特蒙古族人心的手段，间接也促成了藏医、蒙医，与西医在俄蒙两地的交流。

然而，1921年之后，随着西方医学的流行，藏医在蒙古国逐渐被指控为庸医，特别是当1923年2月，蒙古人民党创始人、蒙古国人民革命英雄苏赫巴托将军的死亡被归罪于忌妒的喇嘛下毒所致后，藏传医学便完全中断其传承，直到1958年于布里亚特出土一批桑结嘉措（《蓝琉璃》的作者）召集画工绘制的79幅人体解剖、药物、医疗方法/器械、脉脉、尿诊等挂图后，才吸引一批受西医训练的学者重新研究藏医。在此机缘下，隔年1968年，蒙古国重新建立起藏传医学的教育机构，恢复对蒙/藏医的研究。因此，在蒙古国的蒙/藏医教育，主要是以西方医学的知识视角来重新「发掘」本土医学的价值。

1968年，蒙古国重新建立起藏传医学的教育机构，恢复对蒙/藏医的研究。图为藏医学的医疗挂图。 图／flickr via bobistraveling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医传承则除了藏—西医之间的关系外，又夹杂着中国政治与汉医带来的权力配置因素。以家传、带徒，以及寺庙喇嘛传承为主的蒙医教育，因共产党对宗教的意识形态、及汉—藏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在社会上只能保持着隐晦而低调的角色。直至1958年，内蒙古医学院（现为内蒙古医科大学）成立「中蒙医系」，并设立「蒙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之后，蒙医教育才正式进入中国现代的大学体制中（但1967-1977因文化大革命中断高考而未招收学生）。

在如此设计的教育体制中，蒙医一直被视为附属于汉医（中医）知识体系下的一支民族医学，直至1978年，内蒙古蒙医学院（2000年后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哲里木畜牧学院合并为内蒙古民族大学）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成立，开设5年制的大学部蒙医专业班后，蒙医才在运作上成为不同于西医和汉医的独立学院；至于内蒙古医学院的「中蒙医系」，则时至2006年才与中医学院分开，单独成为「蒙医药学院」。即便如此，在学术定位上，依中国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医学/中药学和(西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同属一级学科，而民族医学（蒙医学、藏医学）仍隶属于中医学的二级学科，其地位仍夹在西医与汉医间的边缘。

因此，当蒙医知识在蒙古国中断传承时，内蒙古自治区仍有一批寺庙、喇嘛培养出来的蒙医在蒙古高原上低调的行医；而当蒙医进入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并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行医资格制度时，也正值蒙古国蒙/藏医学研究的兴起，正是在这时间交错造就的机缘下，目前在内蒙古执业的蒙医中，特别是家传的蒙医，许多人都有留学蒙古国的经历。除了贵其德医师外，在座的巴虎山教授也是在蒙古国取得博士学位。

内蒙古医学院（现内蒙古医科大学）成立中蒙医系、蒙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后，蒙医教育才正式进入中国现代的大学体制中。图为在内蒙古医科大学举行的医药类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吸引大批毕业生与厂商企业参加。 图／中新社

除了蒙医学的教育外，蒙医院的设置也是蒙医发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确定新建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使其成为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蒙医综合医院。2007年，中国政府11个部委也随之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主张「坚持保持和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遵循民族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发展「民族」医药产业。以此指导意见为基础，不仅蒙医的温针、火针疗法，以及正骨疗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医/药事业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重点环节。

举例而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于2010年重新修订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医中医条例》，明确指出「旗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蒙医药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对蒙医药给予重点扶持，保障和促进自治区蒙医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同年的统计年鉴资料也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医医疗机构一共有84所，形成了一个「以2所自治区级蒙医医院为龙头，12所盟市级蒙医机构为骨干，70所旗县级蒙医机构为基础」的蒙医服务体系。

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建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使其成为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蒙医综合医院。 图／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然而，也是在这样等级制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大批的资源与人才集中到城市的大医院，特别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中，导致基层医疗品质的匮乏。「看病难、看病贵」这个中国医疗服务的老病根，随着现代蒙医服务体系的建立，也逐步侵蚀了蒙医以「村」（称之为「苏木」，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单位）、基层为主的行医传统。像王布和大夫那样坚持在村里行医的蒙医，已经越来越少了。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12点，带着我的大哥带着微醺的醉意，冉冉地吐出一口烟，意味悠长地说。

「这倒是，住上个几年的也都有。别说这个了，来，干了，我让院里值班的研究生开车送你们回去。」他的好哥们，巴虎山教授这么回。说是要散场，让研究生替我开车送我回去，但巴虎山教授没舍得他的哥们，而他的哥们没舍得我，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开车带我回家，再一起吆喝着消失在昏黄路灯的灯影下。

看着这群热情好客的蒙古人，以及巴虎山教授逐渐远去的背影，我似乎对「蒙古大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现代西医的视角下，他们是中/汉医学体系的一部分，但在现代中/汉医学的视角下，他们从西藏、印度、阿拉伯医学那里学来的知识体系又不一定能稳妥地嵌入其中。在跨界的医学知识体系中求取生存之道，却从来不曾失去这个民族对生命及人群的热情，谁说这不是艰难人生的现实写照呢？

「看病难、看病贵」这个中国医疗服务的老病根，随着现代蒙医服务体系的建立，也逐步侵蚀了蒙医以村、基层为主的行医传统。坚持在村里行医的蒙医，已经越来越少了。 图／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备注

这里指的「中断」，意思除了表示在现代国家的体制下，「家传」的医学知识不再受到承认外，同时也是在中国一胎化的政策下，因为无法将唯一的女孩送到寺庙学习，故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