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让台湾成为「无耻之岛」

（图／本报系资料照）

民族性的研究在二战后曾成为文化研究上醒目的一环，这趋势直接受到心理人类学家潘乃德所着《菊花与剑》一书的影响，而书的产生，则因于太平洋战争中美军面对矮小的日本人却节节败退，美国人诧异于日本人在战场上那种敌我判然、不留余地的残暴，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觉得有必要重新了解这个民族，于是就结合学者做了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其中最显著的成果，就是《菊花与剑》的提出。

「菊花与剑」解读了西方人印象两极的日本，一个是热爱茶道、花道，日常彬彬有礼，有着古老文化传承，就像在京都奈良看到的日本，另一个则是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战士。针对这，潘乃德提出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答案，她以为日本人有着近乎矛盾的两面性人格，平时浸淫在美中，饮着清酒赏着菊花，但只要到战场，就摇身一变为视生命如草芥的恶魔。一面是诗人，一面是武士，日本人正是这两种矛盾人格的合体。

这样的了解，较真来讲，其实有它的片面性，因为做为一个整合的文化，这两种特质原根源于日本人基底的生命观。如日本的临济禅就形塑了武士「步步向生、时时可死」的生命态度，而曹洞禅则对日本佗寂静谧的美感有直接的影响。但虽说如此，这两面性的提出至少使得美国人对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菊花与剑》之外，常被研究者提及的另一个日本民族性特征是「耻感」，许多时候，「耻感文化」甚至比「菊花与剑」更能解读日本人的行为本质。

所谓「耻感文化」，就是日本人将「知耻」当成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做了蒙羞之事，武士甚至必须以切腹来谢罪。日本「耻感文化」中的「耻」，当然有日本的特色，它最主要关联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若为自己所属的团体或家族带来羞辱，他要知耻，且不仅如此，还必须以勇者的姿态承担后果。

对于这种日本特色的耻感赞不赞同是一回事，而在群体主义没有往日强的当代，日人为团体而牺牲的情形也比过去少，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耻感文化，是日本能以小小岛国创建出许多奇迹的一个关键。透过耻感，社会可以得到洗涤，个人生命可以再生，日本的强大、日本人的做事认真，都离不开耻感。也所以，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与理论奠基者之一的吉田松阴，才会有这样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比不知耻更令人感到羞耻的」。

在不同文化里，对何谓羞耻之事固然会有不同的界定，但羞耻心作为人格的基石、作为团体的凝聚能量，乃至作为文明的动力，却是有其本质意义的。正如此，台湾的政客可以直接视无耻为无物，实在不可思议。何况，台湾绿营人士对于日本原有着类似文明母国的仰慕，而日本又是如此地强调「知耻」。

合理的解释应该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标举知耻，所以逢中必反。另一个更可怕的则是，因为权力的腐化，早就让他们没有了羞耻心，这一波对礼义廉耻的排挤，一定程度秀出了绿营政客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可以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抄袭就成为常事，没有底线，当然可以赤裸「拔管」，最后更可以恬不知耻地告诉你「我可以无耻」，想想，长此下去，台湾又将被这批政客玩到何种地步？

从「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到「无耻之岛」，反映的不只是政客与一般人的差异，一定程度它也是近10年来在政治玩弄下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而我们岂真能让台湾成为「无耻之岛」？2024的选举之所以特别重要，正在于此！（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