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蘭海戰百年祭：鐵與血之外德意志的海洋自由

日德兰海战。这幅由英国画师William Lionel Wyllie（1851-1931）所绘制的作品，记录了海战首日傍晚，英国大舰队旗舰「铁公爵号」（HMS Iron Duke）无畏舰的战斗。在日德兰海战中，铁公爵号也是大舰队指挥官杰利科（John Jellicoe，1859-1935）上将的指挥舰，并一路服役直到二战结束。 图／William Lionel Wyllie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6年5月31日，世界迎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场舰队决战——「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这场发生在北海的海上决战，交战双方舰队总吨数超过100万吨，该战役中号称「获胜」的英国，人员与舰船损失却比主动逃离战场、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落败方」德国要高。不过，这场海战仍彻底摧毁了德国海军对击败英国海军、打破其海上长程战略封锁的期待，而德国海军此前经营了20多年的战略思想核心——「风险理论」（Risk Theory），也在此役之后，被战略学界扫入「失败者」的历史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向来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前者的焦点是大国权力平衡；后者则关注德国海军为了保卫海上利益而提出新战略的「风险理论」，以及该战略在大战中与英国海军的互动。不过，挪威海军史学者霍布森（Rolf Hobson）在2002年的研究昭示了另一关键因素的影响：德国对海洋自由的传统追求的影响。

《最后一人》：这幅著名的一战宣传名画，是由德国画师Hans Bohrdt，在1915年——日德兰海战爆发之前——所画下，画中手持旗帜的德国水兵宁可与战舰共沉也不愿对敌投降。Bohrdt在战时绘制了许多海军画，深受德皇威廉二世赏识的他，也曾是德皇的贴身画师。 图／Hans Bohrdt（1857-1945）

▎铁与血之外，普鲁士的海洋自由

普鲁士虽然是东北欧内陆的小型陆军强国，但在传统上却是海洋自由原则的拥护者，不仅在1781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以及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都加入了「武装中立同盟」，反对英国扩张交战国权利，且在1785年与美国签订《普鲁士—美国通商友好条约》，共同推进海洋自由原则，成为催生1856年《巴黎海上宣言》的要角之一。

霍布森认为，普鲁士之于海洋的战略传统，也许可以以传奇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作为代表——终其一生秉持普鲁士本位主义的俾斯麦，始终不愿发展「大海军」，他坚信陆地权力平衡的智慧可以有效保护德意志帝国为数不多的海上利益，何况武装中立同盟的有效运作有赖于英国与其他海军大国之间的斗争，德国实无必要强出头。

然而，随着工业化与殖民地竞争的推进，德国的海上利益越来越广泛，俾斯麦的后继者很难再以「普鲁士本位」来思考帝国的整体政策与利益。此外，英国、法国等的战略思维越来越具侵略性，特别是法国海军的「少壮派」（Jeune École）在1870年代后崛起，其主张对商船的直接攻击，并对阻碍其海上战略的《巴黎海上宣言》持敌视态度，使德国开始出现怀疑该宣言是否还能作为保护德国海上利益的工具的声浪。

最先对「普鲁士本位」产生疑虑的，是陆军出身、继俾斯麦之后担任首相的海军部长卡普利维（Leo von Caprivi）。在他的领导下首度出现「海洋自由需靠自身达成」的思维，1890年代中期的德国海军，开始摒弃普鲁士靠着与美国和其他欧陆强国在海洋自由原则结盟的传统。

于是在1900年，时任德国海军部长，尔后被升为海军元帅的铁必制（Alfred von Tirpitz），提出了影响德意志帝国往后二十年的海洋战略思想——「风险理论」（Risk Theory）。

终其一生秉持普鲁士本位主义的俾斯麦，始终不愿发展「大海军」。图为建造中的德国海军19世纪的主力「欧登堡号」（SMS Oldenburg）铁甲舰。 图／维基共享

铁必制（1849-19360），德国海军元帅。 图／维基共享

▎风险理论：铁必制眼中的德意志未来

在铁必制提出《第二次海军法》时说道：

由于英国当时设有「两强标准」，其所确保的海军实力必须强于第二（法国）与第三（俄罗斯）海军国的「总和」；铁必制据此判断，假若此时德国能另外建立一支海上精锐，就有可能打破英国主宰的平衡。届时，若英国想要冒险击败强力的德国海军，对抗的代价也将使英国无法维系对法俄同盟的绝对优势；此外，英国也难以负担再与德国进行海军竞赛。是故英国最终必然得与德国妥协，而德国就可借由与英国签订条约，保证海上利益的安全。

事实上，严格说来，「风险理论」虽然主张建造庞大的战斗舰队，但该理论的假说是建立在「希望借由英国担忧损及其对法俄同盟战略优势，因而不敢贸然与德国海军作战」的基础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仍不脱普鲁士的海洋自由传统逻辑。而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看起来不失为妙计一条：英国与法俄同盟有近乎零合的殖民竞争；英法两国在1898年差点因为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而开战；英国在1899年的第二次波尔战争（Second Boer War）也几乎与全欧舆论为敌。

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吓阻思维，在执行上却因德国海军战略理论的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利益争夺与派系之争，被刻意导向英德海军竞赛，最终因为在竞赛中失败而种下日德兰败战的种子。

以英国大舰队为主题，Wyllie所绘制的名画《海上主宰》（Master Of The Seas）。 图／William Lionel Wyllie

日德兰海战中的英国皇家海军「黑王子号」装甲巡洋舰（HMS Black Prince）。这艘爱丁堡公爵级装甲巡洋舰，海战首日的午夜前夕，就遭到德国公海舰队的轮轰沉没，舰上857名官兵无人生还。 图／丹麦海战博物馆

▎铁与血之后，进入军备竞赛的德意志

铁必制构思风险理论的思想根源是他年轻时在德国「海军战争学院」（Marine-Akademie）受到的教导。德国虽然缺乏海军传统，但却在1872年领先群伦成立这样的学院。然而，这所学院发展的海战理论深受陆战思维的影响，并不像同时代的英国海军战略学者柯白那样，认为制海权是依照交战国之政治意志，在战时对海上交通所实施的控制的概念，而是认为与陆军在决战获胜后的军事优越状态类似，因此只能从决定性海战获致，忽略封锁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种理论思维在1890年代又受到马汉理论的加强，因为相对于重视封锁与海上经济战的柯白，马汉明显倾心于海战的重要性，对封锁的重要性没有太深入的分析。于是，德国海军遂认为其他国家的海军也都视决定性海战为夺取制海权的唯一手段。

这种思维构成风险理论的设计基础：如果英国海军也认为决定性海战是夺取控制的唯一手段，那么它一定会凭借其物质优势越过北海来寻求与德国海军决战；而如果德国海军在本土水域的规模增大，英国海军为了求胜必然会抽调原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舰队。铁必制认为，这就能够迫使英国将海军兵力集中在北海，剥夺整个英国海军的行动自由，让德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面临的压力降低。

但吊诡的是，风险理论在设计上并不追求与英国海军并驾齐驱或取得物质优势，而是希望与英国在（主力舰）兵力达成2（德）：3（英）的比例，他认为一旦德国海军达到此种规模，也就进入铁必制在风险理论所谓的「安全区」，能对英国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也因为设立了在德国近海与英国决战的战略目标，德国海军所打造的舰艇的航程与续航力皆不高，成为一支规模奇大的近海舰队。

换言之，铁必制是刻意利用风险理论将英国拖入与德国的军备竞赛中，因为他假设英国无法支撑再与德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退让予其他中立国。

接受德皇威廉二世校阅的德意志海军的战舰「皇帝号」（SMS Kaiser）。 图／美国国家档案局

然而，如果有建造大舰队以外的其他途径能够确保德国的海洋自由，从理性角度来看，德国应该追求这样的途径，而不是选择「硬碰硬」。而这样的机会，在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出现了——以海洋自由为基本国策的美国，提出了永久废弃交战国的海上拿捕权，让贸易在战争中也能不受阻断的全面海洋自由宏伟计划。

这不正是提出风险理论、建造大舰队试图吓阻英国的攻击、希望德国能确保海上利益不受破坏的人梦寐以求的吗？

但是德国在铁必制的坚持下，反而在会议中与英国一道坚持继续保有战时拿捕权。

铁必制这么坚持的道理非常简单，他是被德皇找来建造舰队的，而舰队是因为英国可能威胁德国的海上利益才得到支持，德国海军不断在国内宣传，与英国之间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其扩张舰队规模所产生的吓阻，但如果能不依靠战斗舰队就维持保障德国的海外利益不受英国威胁，还有什么理由持续建设舰队呢？如果没有建设舰队的必要，德国海军如何从德国国会要求更多预算呢？德国海军很可能会再度落入1890年代初期那个帐面上兵力强大，但实际上船只老旧、地位始终被陆军强压，在国内无人重视的可怜状态。

此外，从个人因素来说，铁必制的大造舰计划虽然在国际政治上很引人注目，但在国内不仅遭逢德国陆军的强烈反对，文人内阁对于大造舰计划可能引发与英国的紧张关系，也有诸多不满，热切希望回到普鲁士利用陆地权力平衡原则捍卫海洋自由的旧传统。甚至德国海军内部也不全然支持铁必制的风险理论，铁必制花了很大的心力来压倒要求发展少壮派（有趣的是，铁必制为了提高获胜机率，使用许多他年轻时担任鱼雷艇指挥官获得的运用经验等少壮派手段，来设法减少英国的物质优势），或发展远洋巡洋舰队来保护海外利益，而不是集中在本土的战斗舰队的主张。

如果他同意用外交手段确保海上自由，别说德国海军往后的地位如何，就是他个人在军中的地位都很难说。何况，英国当时虽然在海军部长费雪（Adm. John Fiser）的领导下开始整顿海军，但在无畏舰的建造速度并没有明显压倒德国海军。英国直到1909年才达到每年8艘主力舰的建造速度，完全压垮铁必制的规划。换言之，风险理论的目标在1909年彻底落空后，无法进入「安全区」的德国海军自那时起就注定落入日德兰海战必然的结局。

决战前的准备。1916年集结于苏格兰福斯湾的英国海军第二战舰分舰队。英军在5月30日从苏格兰出航，而第二战舰分舰队也随后在北海上与杰利科上将所指挥的大舰队主力会和。 图／英国战争博物馆

▎功亏一篑：日德兰海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海军并没有像德国海军假定的那样，凭借自己的数量优势跨海来向德国公海舰队挑战，而是凭借地理位置对德国实施远程战略封锁，这使德国海军将领们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奇袭，不能理解英国为何这么做。而德国公海舰队因为本身力量远逊于英国大舰队（Grand Fleet），加之作战训练皆是以在德国近海寻求决战为主，又不敢主动离开自己的主场去挑战，只能坐困岸上几达两年时间，直到希尔上将（Adm. Reinhard Scheer）在1916年初接任公海舰队才有所改观。

希尔认为，唯有攻击英国东岸的部分海军兵力，才能引诱英国大舰队到德国近海，进而打一场德国海军梦寐以求的决战，并借此打破英国的战略封锁。不过，希尔的意图不是与整个英国大舰队打一场旗鼓堂堂的决战，他希望能先引诱部分英国兵力出海，让他们遭到优势的公海舰队主力围歼，最后再与实力被削弱的英国大舰队主力决战。

不过，希尔没有料到的是，英国大舰队的主力在5月31日这一天也在舰队司令杰利科上将（Adm. John Jellicoe）的率领下现身于战场，因此公海舰队在当天下午的对手不是力量微弱的担负侦察任务的战斗巡洋舰队，而是整个英国大舰队，所幸他在开战不久就迅速发现，才能凭着优异的指挥与麾下将士的用命，加上夜色的掩护，以及杰利科上将的谨慎（他担忧这是德国的诱敌深入之计，认为希尔在前方部署潜艇准备袭击大舰队），最终得以逃出战场，顺利返回德国本土。

决战日，准备迎战的英国大舰队。 图／美联社

海战中发动齐射的德国公海舰队战舰「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号」（SMS Schleswig-Holstein）。 图／美联社

燃烧中的公海舰队旗舰「塞德利茨号」战斗巡洋舰（SMS Seydlitz）。在日德兰海战的首日战斗中，塞德利茨号就被砲火与鱼雷重创，舰队司令希佩尔只好转移到其他船上；但几近沉没的塞德利茨号最后却在脱离舰队的状况下，勉强而成功地返回母港并赢得「不沉的战舰」的美名。塞德利茨号最后在1918年投降英军，并在苏格兰自沉。 图／美联社

战后，希尔（Reinhard Sceer）在呈给德皇的报告中强调，公海舰队绝无可能击败实力未受创的英国大舰队，并因此突破英国凭借其地理优势对德国实施的远程战略封锁。他主张，德国应将注意力转移至潜艇上。而其结果，虽然德国海军潜艇在无限制潜艇战中发挥了预想之外的巨大效用，迫使英国必须开始采用护航系统，让希尔在1917年末又有了出动公海舰队，袭击北海北部英国大舰队无法直接掩护的莱维克―卑尔根 (Lerwick-Bergen) 航线的机会，但德国的战争前景已经没有公海舰队发挥作用的余地，这项攻势在发动前为德皇取消，公海舰队此后再也没有表现的机会，直到战争结束前往苏格兰投降。

风险理论在最初可能是合理的吓阻战略，但它却不能以此告诉德国海军官兵：「你们必须在战场上求败，求败是你们替国家效劳的唯一机会。」相反，德国海军在一战前确信他们的确能够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击败整个英国海军，因为他们日以继夜的训练就是为了在德国近海取胜。这就导致战略规划与实际执行出现不相容的情况。

如果德国海军在战争之初不是固守风险理论的决战思维，而是采纳日德兰海战时担任公海舰队的侦察舰队指挥官希伯上将 (Adm. Franz von Hipper, 后接替希尔为公海舰队司令) 所建议的巡洋舰战争，将全部的战斗巡洋舰兵力派往北大西洋，借由大规模袭击战手段引开英国以斯卡巴佛罗为枢纽的封锁兵力，日德兰很可能不会发生；即便发生，或许也不会是历史上的方式。虽然公海舰队仍不足以借此击败英国海军，但至少他们能从其他作战中获得成就感，而不是史实中充满挫败感的样子。

战后德国所公布的战损画报。在日德兰海战中，德国一共有2,551人阵亡，损失了1艘战斗巡洋舰、1艘前无畏舰、4艘轻巡洋舰与5艘鱼雷艇（共62,300吨沉没）；英国则折损了6,094名水兵，3艘战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与8艘驱逐舰（共113,300吨沉没）遭到击沉。 图／维基共享

不过这又回到问题的根源：铁必制。

如果铁必制在1907年以后察觉到法俄两国已经与英国改善关系，致使风险理论所依靠的国际环境消失，那么实不应该继续坚持风险理论。最低限度，当铁必制自己在1911年也开始认为，英国在开战后可能不会前来德国近海挑战，也应该从那时起努力废弃风险理论，认真改用其他战略设计替代。如此，或许英德两国在1912年的海军谈判能成功。毕竟，建造舰队只是达成政治目标（海洋自由）的一种手段。

但很可惜，这些都未发生。日德兰的结局也就难以避免。或许公海舰队的失败与悲剧不能单单归咎于铁必制一人，而是肇因于德国海军也与德国陆军一样落入军事领导政治的错误路线。讽刺的是，提出政治必须领导军事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一战前的德国却受到高度尊敬。

2016年5月31日为日德兰海战一百周年，英国在苏格兰北部奥克尼群岛的圣马格努斯大教堂举行了纪念仪式，图中为出席该仪式的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跟英国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