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保钓发展出「统运」──保钓大将林孝信（三）

1971年04月10日美国国务院对钓鱼台发表声明，决定翌年将钓鱼台交给日本，25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保卫钓鱼台示威游行，在台湾，南北各大专学生亦热响应。（姚琢奇摄，中时档案照请勿转载）

当年许多参与保钓的人，多数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大，觉得这是一直延续下来的精神，有些人也认为保钓像是新的五四运动。所以保钓之后，有时候会以纪念保钓运动为名，召开五四讨论会。当时保钓运动以后，很多人后来开始对台湾政府有批评，而且有觉醒，所以比较会注意周遭的问题。

〈给中华民国总统的公开信〉（编按：1971年3月旅美学者与留学生联名发表之致蒋中正总统公开信）可能是当时500学人上书的文稿。当时印刷技术不发达，就抄了一个版本。那时候公开信有很多版本，有很多人写。有关钓鱼台的所有资料，我们到处都在征集，日文的也要征集，要知己知彼。

当时有不少外国同学声援钓运，保钓跟台湾有最直接的关系，是台湾的渔民在钓鱼台受到驱赶为导火线所引起的，但因为台湾当时的政治情况，没办法发生太大的作用。

保钓团体由于对台湾政府失望

参与活动比较积极的人都进了黑名单了。分了两类，一类是较一般的，跟家人的通信会被监视、家人被骚扰警告、不容易回台湾；比较严重的一类，像是护照被吊销。但黑名单到底有谁，除非问国民党不然谁也不知道。我们听到谁的家人被骚扰等等，被列入黑名单的相当多，至少有7、800人。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很多都是相当诚恳、见识学识相当优秀的人。如果没被列入黑名单，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可以回到台湾，参与这几十年的变化，这是十分可惜的部分。

钓运一部分，有香港的留学生参加，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台湾台独的复杂因素，所以他们后来就比较没有这么多派系。参与钓运的香港留学生毕业之后，多半留在美国或回香港。一般来说，留在美国的人本来就是很多啦，但也有人回香港。回香港的情况，一般是不会像台湾有黑名单的情况。

钓运与统运有时候是很难截然划分的，因为有很多地方的钓运组织，大概从1971年4月10日那次游行之后，一方面开始对台湾政府在保钓态度上的失望，进一步觉得怀疑，或是渐渐了解到台湾政府一些本质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美开始接触，所以大家突然发现，说好像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在海峡的对岸连美国好像都要讨好中国。

因为我们那时还有一个很特殊很复杂的心理背景，这个背景其实延续下来，到今天还一直存在，那时候觉得台湾是被孤立的，因为觉得台湾政府很多的统治都是建筑在对美国的依赖上；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说，我记得从小学开始，一天到晚宣传美国对中华民国多友善，但另一方面我们一直想要邀请美国比较高阶的，像总统、副总统来台湾访问，除了艾森豪1960年来台访问外，后来都没有成功过，所以一直有这种在外交上被人家瞧不起的那种很复杂的心理。

在这种状况下，在保钓时就发觉，台湾的政府不仅不敢得罪美国，而且拚命卑屈地想讨好，对日本也不敢据理力争，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作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起码的尊严可言，这也是大家对当时台湾政府一种不满的来源。正在这时又发现说，尼克森好像以能够得到中共的邀请，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就突然发觉，中共那边好像变成很有尊严的、连美国都必须很重视的，就觉得那边也许有可能可以保卫钓鱼台。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的变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当时很多钓运的人自然而然就转到中国去。那时候中共因为要开始跟美国建立关系，中共当时提出来的几个原则是，美国一定要从台湾撤退，台湾一定要跟中国统一。

那时候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有一个军事顾问团，美援是结束了，但军事援助可能还是有一点，经济援助是到1965年就结束了。中共要求美国这三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撤军、废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跟断交，建交的三个条件。

反正那时候很多保钓团体由于对台湾失望，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就造成他们开始去注意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形，发展出两种，一种是不少人「左转」，另一种是从对台湾的认同，转移到对中共的认同上。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保钓的人就发展出所谓的「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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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保钓风云半世纪：保钓运动领军人士的转折人生与历史展望》，作者：李雅明、谢小芩、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