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从远征军英雄到被判刑──老兵沧桑的一生（徐全）

黄埔老兵刘华。（图／徐全提供）

刘华病逝时，已92岁高龄。身为黄埔子弟，他最为自豪的就是曾参加国军，履行保家卫国之责。国军的荣光，也为他带来了平民的沧桑。十多年前，在为他进行口述历史时，我切身体会到：留住这些国军前辈的生平，不能仅沉溺在抗战胜利的辉煌辉煌峥嵘中，因为他们曾经走过的沧桑、苦痛与悲凉，才是浩瀚神州步入文明现代的最大殷鉴与财富。

国军的艰辛与荣耀

1922年，刘华生于北京，父母均系知识分子。父亲刘海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母亲杨竹均曾就读北京女子中学。1929年刘华7岁，随父母迁居湖北武昌。就是在武昌，他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也是在武昌，在母亲的强烈反对下，他反而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名真正的国军战士。从当时的环境来看，这是一个普通的决定，但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来说，则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在当年，也正是这样一个个普通而又重大的决定，塑造了一个个平凡而又无私的英雄，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承载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苦难。

1937年七七抗战后，陆军官校从南京开始西迁成都。辗转至湖北之时，在湖北招生。16岁的热血青年刘华就在这一年的11月考进陆军官校（本校）第十五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攻习步兵科。刘华说，他当年考的是本校甲级生，学习时间为3年，相比半年或者一年的黄埔军校分校速成班，陆官的本校比较难考。黄埔于是开始成为他生命之花绽放的地方。

谈起初入黄埔军校的感受，老人记得，在他入学的第二天，由连队长对这批新生上第一堂课。内容是讲解步兵操典纲领第一条「建军目的」，条文是：国民革命军以求得我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为目的，凡有侵犯我领土与主权者，必须防止而歼灭之，以完成我军人唯一之使命。通过这一课，刘华知道了他即将投身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也知道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完成的使命。

刘华记得，因为抗战的需要，陆军官校当时主要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办学目标，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排、连、营的战术指挥以及战术、工事、测绘、兵器使用等技能，按照当时的规定，官校毕业的学生在部队最高任职为团长，被委任为团长以上职务的军官要经过在陆军大学的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战争打破了这样的规定，据老人回忆：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一个战士作战勇敢、不怕死，甚至是当司令都有可能的。

1940年7月，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华完成黄埔的全部课程，经过考核，正式毕业。刘华因成绩优异被分配留校任教，后经他本人再三申请，他被改分配到当时正在宜沙战场作战的国军新十一军（后改为第八军）。趁着离到部队报到还有3、4个月的时间，刘华回广西探望了父母。据老人回忆，1940年的秋天，这是刘华在军校毕业后第一次见到父母，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竟成了永别。此后70多年的岁月中，他再也没见过父母，抗战期间就跟父母失去了联系。而1949年之后，鉴于曾经是国军，自己根本不敢跟家里联系，曾经写过一封信，也没有任何回音。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刘华这辈子心中永远打不开的一个结。

据老人回忆，抗战期间国军装备比较差，部队里流行这样的两句话「驾驶员难当」和「排连长难当」。「驾驶员难当」，是指军车牌子太多，司机需要有能开动各种各样车的本领；「排连长难当」意思是兵器的种类太多了，枪械有汉阳造，中正式，捷克式，丹麦式等等。有时候一个连的人往往是只有一半人能配枪，一半人只能佩刀，条件非常艰苦。

1942年4月，刘华所在的第八军一万余人奉命从湖北宜沙战场向云南转移，部队经湖南、贵州，11月才抵达云南，当时整个部队基本没有机动车辆，伙食更是苦不堪言，很多年轻的战士根本吃不饱，甚至连营长也没有任何「小灶」。

1944年3月，刘华所在的部队第八军编入远征军，在云南省文山马关接受了美式装备，随后部队准入反攻，他们参加了著名的攻打松山的战役，这一场老人的记忆中最为惨烈的战斗，同时也是刘华最引以为豪的历史。因为他们见证了敌军被驱逐出国境的那一时刻。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刘华从一名少校排长逐渐升至师上校参谋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华想退役回乡，但被所在部队拒绝。国共内战期间，刘华在国军新一军某师教导队任职一年。1947年在济南当过一段时间作战参谋，编制仍在驻扎于山东的国军第四十二师（由荣誉第一师改编）。刘华后又在上海重新参加了国军第八军，回到了云南。1949年昆明事变后，第八军转进滇南，被堵在元江口，刘华被俘。第八军余部则成为后来在东南亚和台湾大名鼎鼎的泰缅孤军：云南反共救国军。

平民的垂泪与沧桑

记得进行口述历史时，仅仅从外表看，刘华是典型的军人，身板比较硬朗，生活非常有规律，90高龄但思维清晰。老人去世前居住在昆明水泥厂分配的房子中，房屋面积大概在12坪左右。日常中，老人经常跟外界失去联系。据他解释，由于房子老旧，手机信号不稳定，听力也不断下降，所以与外界交流比较困难。

谈及在新政权的时期自己被判刑，老人已不再忌讳，他说：「一个敌对阵营的人嘛，也是在所难免的嘛！」当被问起他为何在1952年被以「组织投敌与人民作对」罪名判刑7年时，老人说回忆说，他们被俘后，编入了教导团；教导团把所有国军俘虏全部编在一起进行教育改造，所以很多是熟人。大家三三两两会在一起聊天，聊到将来想干什么的问题时，很多人认为大不了将来回家种地，但被关押、走不了。所以自己就发出了「不行就自己走」的感慨。刘华觉得，这最多也就是说说而已。

在教导团学习的过程中，要自我检查自己的思想，把自己说过的一些「错误言论」检查出来。最后的这些自我检查言论，被作为「组织逃跑与人民作对」定罪下来。据老人讲述，他根本没有任何组织逃跑的行动，当时只是写自我思想检查时，把三三两两的聊天内容当做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写了出来，而这样的材料就被当成了「思想反动」的证据，适逢当年中国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样的结果出乎了他的意料。

人到晚年，刘华为自己能够在当时那样的紧张形势下活下来感到幸运。据他回忆，他被俘时任师少校参谋处长，被俘的国军师级军官都难以保全自己，当时很多级别比他稍低的人，随便一个纸条便能断送了性命。

1958年，刘华在云南省第一监狱刑满释放，转至昆明市安宁一磷肥厂「就业」，参加工作，发放工资，但是没有人身自由。「对于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内心的想法只能深深埋藏起来，」老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就业」似乎比监狱的生活稍有好转，但却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自由。

1966年「文革」爆发，刘华等「反革命」仍与世隔绝，但这反倒保护了他们这一批丧失自由的人。谈到文革时，老人开玩笑地说：「讲到文革，后来有的人跟我说，你是幸福喽！有人保护喽！」或许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文革结束后，刘华重新获得自由，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被安排在昆明市水泥厂工作，具体工作是搅拌水泥。当年的这段回忆被再次拾起时，老人突然哽咽了，老人的泪水中交织了太多的沧桑与沉重。也正是在水泥厂，刘华结识了现在的妻子，1978年他们完婚。16岁的刘华为了实现保家卫国的信念离开自己的父母，60岁的刘华才能建立自己的家庭。所以说，刘华是不幸的，因为历史的沉重；刘华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平民了。

刘华的日常生活得很平静，平时也看些书。从老人的言行举止和书架上的《音韵学》、《红楼梦》等书中，可以看到老人的另一面──一个国军上校对于传统与历史难以割舍的情感。不幸的是，2012年3月，刘华的大儿子在建筑工地上做工，从20多米的高空摔落至死，说到这里的时候老人的眼里噙满泪水。

全民不应忘却的沧桑

黄埔老兵、远征军战士，那是刘华最为自豪的身分。因为这意味着枪林弹雨，与敌军面对面、真刀真枪地进行厮杀；意味着九死一生、命悬一线；意味着饥寒交迫、赤脚千里，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意味着远离父母，流落他乡，与亲人相思茫茫。这不仅是刘华的荣耀，也是那个年代国军的荣耀。而作为平民的沧桑，冤屈、遗恨、泪水、悲伤，也不仅是刘华个人的遭遇，而是值得全民去深刻看待、反省和铭记的曲折与苦痛。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