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从抗日国军到文革迫害──老兵沧桑的一生（徐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孙立人将军带领的新38师1千余人，在缅甸仁安羌一役歼灭日军33师团1万人兵力，解盟友英军7千人之危。这支精锐部队随后入印，1942年6月14日在新德里参加联合国日阅兵典礼，以壮盛军容，被评为第一并获印度报纸报导赞扬。（中央社／罗广仁提供）

2016年，已93岁高龄的柯愈金在中国广州过世了。在偌大的中国，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抗战时期参加孙立人的新一军而历经缅北反攻、为了谋生当水货客、在红色政权下成为「反革命」、以平民之姿走完一生。岁月的平淡和起伏，他都遇到了。历史就是历史，勿忘的，不能忘。

报国从军 辗转迁徙

1921年，柯愈金出生在湖北鄂州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家里有8亩地，还有一条木船在江上做生意。但他的父亲为了治疗疟疾染上了鸦片瘾，家道开始中落。后，柯愈金随父去汉口做建筑小工谋生，但收入总被父亲的烟土挥霍。柯愈金不得不离家乞讨、当报童。在汉口法租界，由宋氏姐妹（宋美龄、宋庆龄）创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让柯入校读书。

1937年七七抗战后，南京失守后，武汉危在旦夕，保育院被迫向后方转移。柯愈金随伙伴抵达战时陪都重庆，被分配到成都保育院继续读书，后入读永州县的第十六中。柯愈金读中二时，日军已入侵贵州独山。在国府号召下，柯愈参军入伍，成为孙立人统辖的新三十八师一员，即后来的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并参加了缅北反攻。1945年4月，缅甸基本光复，新编第一军在密支那和八莫休整，等待回国。

抗战胜利后，新编第一军作为当时的主力被第一批派往了东北前线与中共作战。就在部队准备开赴东北前，柯愈金离开了部队，这或许不是正式复员。起初，柯愈金跟当时很多的广州人一样，是以做「水客」维持生计，把广州的大米带到香港让别人卖，再把香港的香烟带到广州转为当地售卖，也即现在所说的「走私」。这份工既不稳定又有风险，当然不是谋生的长久之计。没做多久，柯愈金看到了招考铁路路警的通告，军人出身的他报名参考并且非常顺利地考取。中途，他一度辞职，想回乡当老师，但流年战乱，湖北故乡物是人非，亲人和田产皆无，就继续回到广州做着「水客」的活计，另外也靠摆地摊、打小工勉强维持着生活。

被打入另册的日子

1949年，政权交替。当无数人选择继续南逃香港或者台湾的时候，柯愈金再次选择了留下。

「我为什么要跑？我又不是国民党，」十年前，面对这样的提问，柯给了这样的回应。他进一步解释：「我不是国民党员，我从来没加入过国民党，我参加驻印军，那是国家的军队。孙立人将军给我们训话时，也一直强调我们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显然，当时的他并不理解曾经头戴青天白日军徽，对今后生活意味着什么。

红旗飘扬的广州，柯愈金工作的6家私人搭棚公司在1954年，开始实行公私合营的 「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政权逐步接管这些私人企业。此时的柯愈金，已经与在药厂做包装工的妻子结婚，因妻子不能生育，便领养了妻子姐姐家的一个2岁的男孩。在「大鸣大放」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后，柯愈金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被小范围批斗。他的回忆是：「我连看大字报这样的活动也不能参加了。」

「蒋介石的爪牙」──这是当时给柯愈金的定性。

「我都没见过蒋介石，能帮他做什么事情？怎么会是他的爪牙呢？」老人后来对此还是表示不解。

到了1960年，柯愈金跟同单位的其他46人一起被以「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名义，下放到广州萝岗公社迁岗大队，与当地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四类新政权的敌人（另一类就是「反革命」，总和起来就是「黑五类」）一起接受劳动改造。柯愈金曾回忆说：「当时的人思想单纯，即使被下放也没有什么想法，只知道服从安排。当然啦， 也轮不到自己有什么想法。」在柯愈金看来，这样的劳动改造，实际上就是判处了他们在人生上的「死刑」，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布：他是反革命，是新政权的敌人，是人民的罪人。

红色政治的风暴刮进家门时，异常猛烈。原本，期待着劳动改造结束后能够回湖北老家的柯愈金，遭遇到了妻子的「背弃」。为了能够「能够站到正确的革命立场上去」，为了能够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态度和精神」，当然，也是为了以后的出路考虑，柯愈金的家庭瓦解了。「你是反革命，我无法和你一起生活，我出去没法见人，」1963年，妻子因为丈夫的反革命身分问题，无法再承受巨大的心理煎熬和精神压力，宣布与柯愈金画清了界限，正式离婚。

1966年9月，对历史充满了无知的红卫兵，在广州对所谓「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大清理，外籍人回到原籍地。柯愈金也因此被直接从广州萝岗公社遣送回了湖北鄂州的新城大队。作为参加过对日抗战的国军战士，「衣锦还乡」的第一天，柯愈金受到了群众大会的「热烈欢迎」。大队书记在会上说：「他是从广州回来的大特务，大家要注意他」。从此，柯愈金就陷入了重重的监视与审查中，甚至连往来的书信也不能幸免，必须接受检查。

刚到村里的时候，40多岁的柯愈金的工作是捡桐子。因为当时刚有一个干部死在那片林子里，大家都因害怕有鬼不愿意去捡。「我是被强迫去的，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己当时和鬼没什么区别了。」柯愈金如是认为自己不怕鬼的原因。

作为人民政权认定的「反革命分子」，批斗会这类的活动是免不了的。但不论是在广州的萝岗迁岗大队，还是在湖北鄂州新城大队，对于这无休止的批斗，柯愈金一直是逆来顺受。

关于被公开批斗、接受审讯、认罪，柯愈金的回应很淡然，也很朴实。

「第一次批斗很痛苦，但次数多了，我就麻木了；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猴子；」

「不是我们在缅甸打日本时看到的那种猴子，缅甸的猴子在树林里，很聪明；我是那种在街上被人家要求进行表演的猴子。批斗我，我就像一个猴子，在进行演出；」

「我从来没有当着那些人的面哭过，就是那些批斗我的人，说我是反革命的人，害得我和老婆离婚的人，打我的人；」

「我记得谁打过我，日本人打过我；还有就是文革的时候，那时我不认罪，一个要加入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觉得我态度恶劣，搬起报纸砸在我头上。至于其他人怎么打我的，我说不下去了；」

「我一开始不认罪，但是他们连续审问我20多个小时，我受不了了；」

「我认罪了，我在审讯笔录上写的是：笔录所言均是事实，我要求组织从严处理。写完后，我还说了一句，你们枪毙我吧」。

晚年人生 希望历史不被遗忘

因为柯被认定为「反革命」、「人民的敌人」，柯愈金和自己收养的孩子间，关系疏远。儿子结婚时，柯愈金正接受改造。最终，儿子在40岁得了肝炎去世。

1979年，柯愈金才得以结束19年的下放劳改生涯而回到广州，在将户籍落在一个孤寡老人家里并获得了新身分证后，原单位通知柯愈金可以回去工作，一直到1987年才正式退休。因为退休金的微博，退休后的柯愈金仍在原厂负责看守仓库，每月能有大概450元的补助。

逆来顺受的柯愈金曾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官方提出了「平反、恢复名誉以及补发工资」这三大诉求，但遭到了拒绝。拒绝的理由，依据的是历年来各级单位对柯愈金身分的定性：1958年，广州市工业战线肃反领导小组曾将柯愈金定性为「历史特务，留原单位监督生产改造」；1959年9月，曾将其定性为「社改分子」；1980年9月，官方批复「维持原定性不变」；1981年5月，官方再次批复「维持原处理不变，可解除社改」。所谓社改，或许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吧。

在中国大陆关爱国军抗战老兵志工团队的帮助下，离开了曾经栖身的铁皮棚，住进了带有小院落的两室一厅的平房。但这是一个临时的违章建筑，随时可能被拆除。因为 「反革命」的历史，有37年工龄的柯愈金并没有分到一平方米的房子，这成了他的心病之一。

垂暮之年的柯愈金，各种媒体对他参加对日抗战事迹的报导也越来越多。他临终前最希望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参加国军、报效国家的故事，不要被忘却。

真实与尊严：勿忘平凡人的生活史

历史绝对不能仅由胜利者书写，因为胜利及胜利之后的故事，未必和道德、公理、正义或是良知能够等同。一时的失败者，未必在千秋大义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失败者，却反而有可能成为上帝评断的最终胜利者。

历史也绝对不能仅仅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生平传记，因为在战争与革命、斗争和冲突的岁月中，小人物和平凡人的悲欢离合，才是历史最为真实的一面。这也是我们今时今日在看待历史、研究历史甚至书写历史时，不能够忘却生活史、日常史的原因。柯愈金的故事很普通，但他背后的中国历史，则一点不普通，也不简单，因为这关乎每一个平凡人的过往，关乎他们的人性尊严和所经历的时代真实。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