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文革悲剧 为抗战音乐家俞安斌悲叹（徐全）

文化大革命掀起大批斗，是许多中国人的痛。（本报系资料照片）

多年来，在国防部大大小小的音乐会中，《出发》几乎都是保留曲目。《出发》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华文宪、劳景贤，以及男主唱俞文斌后来的命运，我在〈军歌《出发》激昂澎湃 相关人物却难敌道德批判之巨浪〉文章中有详尽叙述。

华文宪于1940年因伤寒过世；曲作者劳景贤后任职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因遭受迫害而逝世。他的儿子也因为迫害而死。《出发》所要赞美的国军将领王铭章，在徐州会战中的滕县保卫战壮烈殉国。王铭章在四川的墓和雕像曾遭破坏，1980年代重建。他的两个夫人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二夫人一路乞讨至澳门，被接到台湾。但关于《出发》诞生时的主唱歌手俞安斌的命运，我还是要忍不住多谈几句。毕竟，一个当年意气风发、抗战救亡的艺术家，就这么被莫须有、耳语、诽谤和人格毁灭的罪名批判所消灭，这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太多了，也真的非常可怕。

七七抗战爆发前夕，俞安斌是广东著名的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出发》诞生之后，俞安斌成为男主唱。当时的他组织和带领了广东的救亡歌咏队，用音乐投身八年抗战。广州沦陷后，流亡澳门，继续从事艺术救国。流传至今的很多黑胶唱片，记录了俞安斌为抗日救亡而献出的歌声。

1949年，中国大陆山河变色、江山易主。在查阅俞安斌生平时，我看到了香港《大公报》对俞安斌消息的报导。1951年3月，俞安斌在经过群众运动大会的批判后，被广州法院关押审讯，同年4月初，以「奸污无知少女」的罪名，判处俞安斌10年监禁。据当时的香港《大公报》载，革命群众对俞安斌罗列的罪名有：

俞安斌私下教钢琴，普通工农子弟无法支付其昂贵学费，此其罪一；

俞安斌利用教钢琴的时机，利用少女无知，将彼等诱奸，此其罪二；

俞安斌提起裤子不认人，不对与他发生过关系、并怀孕的少女负责，此其罪三；

俞安斌诱奸无知少女，导致已婚少女家庭失和，此其罪四。

俞安斌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大会，认定为「教育界的败类、妇女界的公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政府严惩。随即，俞安斌就遭到监禁。当时的《大公报》介绍了俞安斌的履历，但对他曾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则是一字未提。由于俞安斌抗战时期名声很大，蜚声东南亚，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南阳商报》在他被判刑10年后，也发布了相关消息。

我看完当时报章的新闻报导，产生了诸多疑惑。首先，依据《大公报》所载，「奸污」和「诱奸」同时出现在报道中，这两个词在法律上有极大区别，甚至存在一种逻辑上的矛盾。当时的俞安斌已经47岁，已婚且有子女，又是中学以上的音乐教师；涉事女性有的也已有家庭、有的或是在学习钢琴中与俞安斌相识，因此能学的钢琴的，身心大多无碍；已有家庭，则必定成年。若是俞安斌自己风流、处处留情，那也是两情相悦，绝不是什么「奸污」，或可入罪之「诱奸」。俞安斌如果有罪，那许广平还是学生时，鲁迅就跟她相爱，有罪否？徐志摩更是有罪。谢天谢地，这些人没活到那个时候。

所谓「利用少女无知」，更是无从谈起。中国大陆有句俗话：都是千年的狐狸，就别装作看不懂《聊斋》。1951年的广州，绝不是延安的黄土坡坡，更不是青纱帐中扭秧歌的华北农村，就算比不上大上海的十里洋场，那沙面租借和广州十三行的洋气，也是花花世界。能在1951年找俞安斌单独教学授课来学习钢琴这种高雅艺术的，若说她们是「无知少女」，常人都难以相信。我绝非不尊重女性，而是要阐明：广州这些在1951年就见过大世面来学钢琴的女生，难道不懂什么是情感？以这样荒诞的理由和罪名，透过群众运动大批判的方式，来指控一个在抗战救亡中付出所有的艺术家，如何经得起历史、时代、人心和道德的检验？这更牵涉到真假女权的讨论。真女权，是挑战和控诉不公的权力和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迫；而假女权，是利用和骑劫性别议题，遂行一些野心分子、无品非道德文人之个人不当目的。

我并非认为，俞安斌抗战救亡有功，就可以为所欲为。但1951年时的社会氛围下，以群众运动方式去指控他的这些理由，真的很站不住脚，侮辱一般人的智商、更有违大众常识。但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至上、政治挂帅的岁月中，这一切居然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发生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当时的人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俞安斌遭受的指控有问题吗？我相信，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傲慢、偏见、私心，让当时群众运动的呼喊者们宁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们认为自己多喊叫几句口号，俞安斌就会从无罪变成真的有罪。他们嫉妒俞安斌的才华，他们痛恨俞安斌作为知识分子的风度翩翩，他们被煽动的阶级仇恨认为是俞安斌夺走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当年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密码。

这与农民运动中极端的抢夺地主妻妾，是一个道理。从高岗开始，到普通民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两性道德指控将一个人政治上打倒、名誉上摧毁、肉体上消灭，成为群众政治运动和大批判的一种迫害工具。性，在华人的文化中，永远和道德挂钩。一方面是食色性也的开放与豁达，但另一方面把性作为一种人格否定工具，宣称万恶淫为首。这种精神分裂的价值文化，数千年来延续至今。

1951年，共产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其实完全不需要对俞安斌这样的文人去穷追猛打，当时的俞安斌只是要过自己的日子。但另一外一种逻辑是：如果不打倒俞安斌，如何确立一种新道德的正当性？所以就有了后续一连串的荒诞指控。但历史也好，人生也罢，不可能船过水无痕。前不久，文革中涉嫌武斗导致校长死亡的著名红卫兵宋彬彬过世。她移居美国后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宣称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这应了台语中的一句谚语：做人不能赢钱又赢嘴。具体来说，做人不能一方面想利用虚假事实在道德上诬陷别人、污名化别人、泼脏水；而当别人开始反击自卫、捍卫清白时，就开始装可怜、扮无辜，将自己包装为受害者。这是真正的「俗辣」。

真相总会被发掘，就如同当代人发掘出俞安斌蒙冤的故事一样。我当年在中国大陆参加关怀国军老兵的志工活动时所经历的，每逢老兵们诉说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时，只是静静听着，而绝不阻止他们的讲述，更不会对他们说：释怀吧，都过去了。因为我知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更知道和明白：文明社会，必须向虚伪的道德批判说「不」。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因为从纳粹德国、到苏维埃天堂莫斯科，再到俞安斌，有时越是高尚情操和冠冕堂皇包装的辞藻背后，越是不可言说的自私与伪善。这是在反思那段历史时应当具有的基本认知前提。

阶级斗争的年代，很多这样的例子，最终没有获得平反，消逝在星辰中。没有错，俞安斌的故事以及那个时代的激荡，会令人产生这样一种感受：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未有回复名誉、不曾为受害者平反、没向受诬者致歉，则一切浊流和脏水，绝不可能就这样默默过去，也绝不可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更绝不可能船过水无痕；该来的，一定会来的。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