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重看《孽债》与《东方母亲》：反思道德大批判的悲剧（徐全）

文化大革命掀起大批斗，是许多中国人的痛。（本报系资料照片）

《孽债》是一部红遍1990年代中国的电视剧，之所以成功，是它用最悲情的方式讲述了文革年代，上海知识青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下乡的故事。当文革结束、知青开始返回上海时，他们带走了自己的火红岁月，却带不走在西双版纳、在云南结婚的妻子、诞下的孩子。当留在云南的孩子们陆续长大、来到上海找寻父亲时，他们发现父亲们已经有了新家。

在《孽债》中，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卢晓峰。他的母亲是云南人，父亲是上海知青。母亲亡故后，卢晓峰从云南来到上海，上海的新家慷慨接纳了他。但他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爸爸卢正琪因为所谓的「强奸罪」，而被判刑坐牢。因为父亲是一个在押服刑人员，在群体压力和道德氛围下，卢晓峰只能将对父亲的爱压在心中。

然而，卢晓峰始终认为父亲是一个有情有义、富有道德感的人。凡走过必留痕迹、人生不可能船过水无痕。卢晓峰最后终于找到「受害人」写给父亲的情书，证明了父亲与控告人乃情侣关系，最终判决被撤销。当受冤的卢正琪出狱时，本着「相识一场便是缘」的大度，一点都不抱怨曾诬陷他入狱的前女友，而是对前女友点了点头；他只觉得青春已逝，所以离开上海、去了云南。

如果《孽债》拍摄在今天这个时代，剧中的男主角估计还要多一个时髦的道德罪名：恐怖情人。人生中，有时似乎是爱情有风险，入场须谨慎；男女情侣你浓我浓时形影不离；但翻脸之后因为无法面对情感失败而泼粪攻讦，更是屡见不鲜，各种道德指控也是万箭飞来。

某个意义上说，一种更为可怕的「恐怖情人」之举，是无法面对自己经营情感失败、不敢正视自我个性缺陷、却挥动道德大棒并以「受害者」之姿去向前任泼脏水。这些固然是《孽债》对人性的刻画，但这部电视剧所要呈现的反思，绝不止步于此。

1990年代末的中港合拍电视剧《东方母亲》，点出了在那个红色年代中，这种社会问题的实质：道德大批判的伪善与恐怖。梅艳芳的《女人花》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主演是张敏、汤镇宗、刘美娟、汤镇业等一众港星。除了《女人花》哀婉的旋律，时人对这部电视剧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色政治主导下的泛道德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族群刻板印象的呈现。在红色的泛道德主义之下，公开的批斗和羞辱是对当事者的惩罚。作品的开头是文革中的广东，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交合于一起。被发现后，男的被挂上「流氓犯」的牌子，女的被挂上「大破鞋」的牌子，一起接受批斗，一起被押着游街示众。逃亡香港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的爱恨情仇也从广东延续到了香港，成为一世的冤亲债主。女主人公面对初到香港的不适应、到在地化、最终成为一个伟大而充满慈爱的母亲，令人催泪。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时，女主人公在香港大学校园写信记述这一事件时的激动心情，令人记忆深刻。

《孽债》也好，《东方母亲》也罢，都是对泛道德批判的一种控诉。市井小民当然可以对道德指控义愤填膺，但知识分子应该有判断问题的基本准则。道德审判与法律审判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千古所指的人未必罪不可恕，如被百姓众口咬死的是袁崇焕──可以说，这种例子史不绝书。当一个人举起手指，指向他人进行道德主义批判时，其中一个手指指向别人，剩余几个手指指向自己。

所以，道德审判在本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而非利他主义。而在法律上，无罪推定的法理学意义就在于，要透过正当程式去还原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事实，而非偏信某一方所指控的事实，都需要正当程序。否则，道德审判与群体审判发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耶稣被盲从的大众在犹太文士的怂恿下，钉死在十字架上，纵使彼拉多再三阻止也无用。

那是没有法治的年代的悲剧启示。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到任何时候，无论面对任何事件，都必须反对自以为是的道德大批判。否则和当年台湾的国军文艺大会批判乡土文学，毫无分别；和文革中国大陆的「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个个表态、人人过关」，也没有差异。以道德大批判为武器，以站立场为是非，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斗争手段。西方法律谚语云：朴素的道德和正义感，是证据法的最大杀手。无罪推定绝非朴素道德意义上的「保障坏人」，而是保障所有人。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道德群体审判或诬告陷害的受害者。

文革时期的中国，如《孽债》和《东方母亲》所表现，恰恰一直宣扬「司法无用论」。否定司法机能和价值的论调，一旦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便如同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可能将司法无用论的正当性不断强化而扩大其适用范围，对司法的尊崇之感也将消失。因为趋利避害、寻求捷径达到目的是人的天性。恰恰司法不是一种捷径，它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内在上又具有复杂性。如果放弃了无罪推定原则，那么法治文明社会与极权专制社会的差异便会逐渐模糊。

《孽债》和《东方母亲》真是史诗级的经典剧集。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大逃港，是一整代中国人的沧桑故事。《孽债》中的卢氏父子，最终去了云南，他知道那是自己精神中的家所在。他铭记的是与家人们在知青岁月一起走过大时代的惊涛骇浪、并且一起在边疆下乡插队中感受艰苦和挑战的日子。在知青返城上海后，让卢蒙冤入狱并令他对人性产生动摇的前女友，成为他生命乐章中的一段间奏，他不哀、不怒、不怨、不恨，出狱时也没有任何波澜，而是以保持善良的心对前女友回以微微的点头。

人性在动荡中才可见内在。作为人的真诚、善良、坚忍，从来不是一种口号和标榜，而是内化的道德选择和认知。生活的激荡是时代的写照，但经历过历史惊涛骇浪的人，如《孽债》和《东方母亲》中的主人公，永远不会被生活所击倒，也不会畏惧任何困难和挑战。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