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全球经济最根本的问题（石齐平）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诸多麻烦，情况之严重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仅见，其中绝大部分也的确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图／Shutterstock)

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问题很多，习近平忙得很。拜登早前也说中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宛如一枚「定时炸弹」。另外，也有报导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亲近人士面前抱怨，他是在替前朝收烂摊子。拜登和习近平的话都没说错，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诸多麻烦，情况之严重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仅见，其中绝大部分也的确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这让我想起了凯因斯。

习近平2013年甫一上任，就提出了「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针对的就是当时已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楼市泡沫、金融杠杆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源头又多与为了因应2008年爆发的世纪金融海啸，胡温执政当局推出的空前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空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以积极扩张的宏观政策来对付短期的经济麻烦，从来是凯因斯政策的绝活，效果极佳，像特效药，病症立马减轻甚至消失，有如满血复活。2008年之后的几年，中国经济不但出现了年均9.6%的高增长，且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但也同时导致了后来习近平上任之后马上要面对的「三去」麻烦。凯因斯有句名言：「长期间，我们都死了。」意思是，我只管眼前的问题；长期，谁管得了！

凯因斯也许没有错，而且也很负责任，清楚告诉了大家，这个政策（药）的有效性还有它的后遗症，关键是作为决策者自己要如何做好判断及拿捏分寸。不幸的是，在4年或5年一任的选举政治中，决策者关心的从来就是立马要兑现的选票，哪有几个会想到长期。这个逻辑，注定了凡事搞美式民主选举政治的国家，经济或景气必然会出现一阵子过热、一阵子又过冷的循环周期，循环周期如果调控得好，升降有度，这即是凯因斯政策之功与决策官员之能，但并非总是如此，总有情况是问题突发严重（如2008年），用药不得不多，因而导致的循环就不可能不长，造成的麻烦不可能不多，而且严重。

眼前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如此，仔细回看一下，日本在1991年，东亚在1997年，美国在2007年，何尝都不是如此。一段过于扩张的政策，酝酿出一个过大的泡沫，最终导致一个又长又严重的衰退。日本的衰退造成了「失落的30年」，算是最糟糕的；美国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只是她作为美元霸权，靠金融操作，总是可以把一部分麻烦转嫁到别的国家，贻祸他人。

追根究柢，凯因斯政策问题的核心在于不重视、不严守，甚至可以说是在「消费」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或者说，以牺牲货币与财政纪律来追求短期的繁荣。这一套经济哲学显然迥异与上世纪另一位经济大家、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海耶克高度重视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但他在政策界的影响力远不及在二战后大红特红的凯因斯，所幸还多少能影响到欧洲，欧盟入盟条件之一，即是对财政纪律的严格要求，德国长期以来未见明显的经济泡沫或也受惠于海耶克。

刀郎〈罗刹海市〉最后一句「人类根本的问题」，套用于当前全球经济问题，或可让中国及全球经济学界、政策界一起反思这「根本的问题」，并找出它真正的源头在哪？

（作者为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