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1987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他对我说了三句话

可以说，我的从医生涯就是与祖国共成长的。

1930年，我出生在广州一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我父亲一直跟我讲：“你这个人老实，最好学医。”1949年上海解放，19岁的我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我报了三个学校，最后顺利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我深深觉得：如果没有上海解放，没有新中国成立，我是不可能有学医机会的。抱着一种报恩的思想，我从入学第一天就立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做一名好医生！

入党前，我担任中山医院共青团总支书记，一直认为要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黄家驷、沈克非等名医大家，都亲自率队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也深深感染着我，“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而是要用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59年3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我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年，恰好是五四运动40周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我至今记得，大家很激动，大声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少时经历过战火纷飞的旧社会，亲眼目睹了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场景。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变得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

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需要。我毕业后长达10年时间里，从事血管外科研究。1968年，因国家需要，我开始改行做肝癌研究。当时国家提出来：癌症不是地方病，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其实我内心也是很矛盾的，要从熟悉的领域转到全新的领域，而肝癌是一条鲜人问津的“荒芜之路”，路的两旁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初始的工作谈何容易！

我记得1971年有外国学者收集全球1905年至1970年间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结果只找到45人。来到肝癌领域，我一上手就面临“天天要死人”的尴尬境遇，晚上5分钟死两个病人，我用一个推车推两具尸体到太平间的那一幕，至今难忘。

但我知道作为党员医生，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初心就是两个字——救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我领导一个小组，解决了肝癌早期治疗的关键问题，由此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此后，我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并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珀教授称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由于小肝癌领域的研究 ，1979年，我荣获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

转到肝癌领域半个多世纪，我看到了肝癌病人的生存期从5年延长至10年、20年、40年……曾经中山医院一个肝癌诊治病区“5年死500多名病人”的绝望，已成历史。我们建立的肝癌转移模型，已有全球200多家科研机构索取这一模型，其中包括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美国宾州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

1987年，我作为中青年医生代表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人民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同志说的这三句话，让我倍感欣慰与鼓舞。

而今我已91岁，可以说快一辈子了，回望自己与肝癌“搏击”的大半生，入党无疑是最高光时刻。因为入党，我立志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因为入党，我立志努力工作，为国争光，认定了这一生要救死扶伤，攻坚克难。

时至今日，60多年前入党时的党章和宣誓誓词，我印象依旧深刻。“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它引领我义无反顾投入救死扶伤，也引领我走向了医学科研的高峰。

今时今日，我们依旧面临许多医学难题，医学如何惠及14亿人口？需要我们继续拿出高精尖新、多快好省的治疗办法。这提醒我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一切为了病人的道路上，还须星夜兼程，须臾不得松懈。

人的一生不在于做了几件事，而在于做成几件事。最后我与后生们共勉四句话：严谨进取、放眼世界、锲而不舍、振兴中华。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荣誉所长、第15届、16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

栏目主编：毛锦伟 本文作者：汤钊猷 文字编辑：顾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