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下笔间的拿捏──与高信疆先生共事的那段日子
高信疆先生于2009年过世，各界纪念文章结集成《纸上风云─高信疆》一书。（本报资料照片）
阮义忠文学馆曾主办「高信疆《纸上风云》＆阮义忠《映象之旅》」联展，高信疆夫人柯元馨（右）到场致词。（本报资料照片）
高信疆。（本报资料照片）
˙与高信疆先生的相识
查阅网路，「维基百科」对高信疆先生的介绍，少了一段经历，正是高先生与我共事的那几年。在他2009年逝世后，人间副刊上怀念他的文章一篇篇刊载时，我曾想写，但是拖延迟至今日才动笔，而当年我们共事的机构也因为主持人崔玖教授的殒落（享年96岁），已不复存在，此篇文稿正好补上「维基百科」阙漏的高先生这一段人生经历。
文字工作者，长久以来都久仰高信疆先生的大名，况且他是我好友作家六月的大学同班同学，杰出的华冈才子，他的职衔有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出版总编辑、时报杂志总编辑……等等。当时我虽已写作多年，但我们并不相识。文坛在报导文学乡土论战的时期，我完全错过。那十年期间我结婚生子，白天上班，晚上养育孩子，连报纸都没时间看。直到我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回家写作，才开始关心各报的副刊。而认识高先生，是民国78年夏天，他亲自打电话给我。
接到高先生的电话，我深感意外。那时我是位家庭主妇兼在家写作族，因写作勤快，很幸运地获中山文艺奖（报导文学类）、省新闻处短篇小说奖和中央日报报导文学奖。高先生在电话中约我见面，说有事相谈。当时我住在北投，他说那就在北投见。我们坐在现今新北投捷运站对面一家简餐店里，叫了午餐和咖啡。那家的食物实在不怎么样，我边吃边听他说话。他吃了几口，可能难以下咽，就不再吃了。
他说他已卸下慈济功德会的文宣，转而在「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负责文宣的工作。基金会旗下有一个研究执行单位「圆山诊所」。他向我解释，为何一个诊所需要做文宣，他说上述这两个机构都在进行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数据化、气功、能量医学、花精的研究；机构的主持人是应蒋彦士先生邀请从美国回台的崔玖教授。这些研究计划都是与中央研究院、国科会、中医界、各大教学医院、医学院、大学电机系、物理系、中医药研究所……等约有十几各单位共同合作的；他觉得这是很值得推广的研究领域，希望能邀请我加入这个阵容。
我请问他为何会找我，他说曾担任中央日报报导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对我得首奖的作品〈拓荒者〉很欣赏，觉得能写出那样的大块文章要消化很多资料，深入后再浅出报导，并不容易，而我能写出来，觉得我的写作能力可以胜任。（〈拓荒者〉一文，是以水土保持的角度写就的有关台湾东部花东纵谷平原的开发史。）
˙因高信疆先生的邀请再入职场
当时，我才辞去工作及电视台的编剧，在家专心写作，实在不想再被职务缠身，又不好当面拒绝他，只好说要回家与家人商量再回复他。没想到家人对我复出职场并无意见。但当时我还有广播剧和一些专栏、专题和报导在写，只能答应高先生每周三个半天的半职工作。他也欣然同意。于是，我成了高先生在「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和「圆山诊所」这两个机构中唯一的下属。我的上司就是高先生和崔玖教授两位。
崔玖教授是国际知名妇产科医师，曾任教于宾州大学（该校医学院妇科方面的教科书采用崔玖的著作），也是夏威夷大学的永久教授。那时她回台不久，在阳明大学医学院创立了「中医药研究所」，并担任开所所长。在台北成立「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分会及「圆山诊所」。崔玖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应国际救灾总署的委托，于婴儿潮时期在世界各地推行家庭计划，也回台湾推展家庭计划；「一个孩子不嫌少，两个孩子恰恰好」，就是当年耳熟能详的节育口号。她回台期间还在荣总及三总创立了妇幼门诊、不孕科门诊（崔玖是这方面的专家）、青少年门诊、预约挂号等，开创台湾各医院从人工挂号进入预约挂号先河，让妇幼和青少年医疗也纳入专业科目。
全球医界知名的崔玖和文坛才子高信疆先生，加上中央研究院、国科会、各大教学医院、各大学……等的中西医学和气功研究计划，这是个怎样的机构？这样的文宣要如何做起？对中西医学我都是门外汉，相信高先生也是，但要思考和动笔写作的是我，所以存着好奇的心，进入了这个领域。
可以说，高先生的邀请，让我走入一个全新的，且目眩神迷的境界。不但为我的写作开创了新的视野和方向，在文字上高先生对我的指导，也让我学习到往后下笔时的谨慎。在文坛我向以快笔著称，因为写广播剧和电视剧本练就出快速下笔，让我在写作其他文体时也落笔飞快，手写稿的时代一天能写上一万字。但在高先生的训练下，我下笔更为谨慎。
与高先生共事后，我拿出获得几项报导文学奖的学习经验，将艰难的资料消化，再写出散文式文稿，开始为中西医结合请命，这方面写了不少文宣的稿子，发表于各报章杂志。也配合崔教授和高先生办的活动，邀请文艺界朋友前来「圆山诊所」参访。作家们写的文稿和媒体记者的报导，很快让「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和「圆山诊所」声名大噪。基金会和圆山诊所举办的许多活动，如气功大会、国内国际的生物能医学研讨会等，我也都参与其中。
˙ 因工作而努力学习
没有医学背景的我，对气功和生物能医学是陌生的，为了不负高先生的托付，我开始研读并了解中医的历史和疾病治疗方式。在「圆山诊所」为研究气功而开设气功研习班时，我也第一个报名参加。气功班伍老师是港台知名气功师，因此许多当红的知名港星、台湾政界人物如李国鼎先生及商界知名人物等，都拜在伍老师门下，他们都是我的师兄。我亲自练气功，进入气功的世界，再来写气功的种种，身历其境更能了解气功是甚么。很意外的是，我才入门，只是气功班的幼儿园班学生，为了基金会的刊物《中西医讯》所需而写起有关气功的文稿，同时也在《中华日报》发表，竟引起各界关注，而延伸为每周一次的《气功不神秘》专栏，共写了四年，才由我主动叫停。
专栏内容都是我个人的练功经验。由于对气功好奇，气功又在我身上产生莫大的功能，为了探究气功是甚么，我大量阅读气功大师们的著作，并从自己练功的反应中，去探究气功学的相关学理和知识。如数学、物理、气流、血流量、经络、中医、文化、文学、古人练功、中草药的药性归经、调理疾病的机制……等等，我的一篇篇练功日记，越写越有趣，像写武侠小说似的，读者也越读越有趣；前五篇在中华日报发表后，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一时让此专题红不让，也因此成了中华日报广受欢迎的专栏。此专栏刊出不久，《大地出版社》姚宜瑛大姊立刻就要出版此专栏稿《气功不神秘》，还一口气预约了两集，后来《中华日报》也出了第三集。
那段时间我写得虽多，但与高先生的互动其实不多，因为我早上进办公室，他下午进办公室。我有文稿要给他看时，才会留到下午等他来。他并没有指定要我写甚么，而是我想写甚么就写甚么。但我写好的各种文稿都会先请他看过，再发表于报刊杂志上或刊登于「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出版的《中西医讯》杂志上。
一篇篇的文稿出炉，都是有关西医、西药、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气功方面的报导和人物专访。因那时的「圆山诊所」，各科门诊都是荣总、台大、三总及中医界的名医，我常向他们学习也约访他们写报导。唯一一篇高先生指定要我写的是专访东吴大学理学院院长陈国镇教授，报导陈教授研究的生物能医学检测仪器，以及生物能仪器检测人体气的原理。高先生说，这个专访他已请当时民生报医药版的资深记者采访过，但一直不见交稿，他估计可能写不出来，所以不会有稿子了，他让我重新再去访问陈教授。
我心想资深医药记者都写不出来，我怎能写得出来，但上司交代的事，不能敷衍，只好硬着头皮去访问陈教授。我跟陈教授常见到面，他的研究我也早有耳闻，也曾是他所制造的生物能仪器的检测对象，因此在访问时听不懂的环节，事后回想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再查证许多中医和经络及电流、药性归经等资料，终于也将这篇文稿完成。多年后有一次遇见陈教授，他眉开眼笑的说：「少雯，自从妳写我的那篇生物能研究报导刊出后，大家终于知道我在研究甚么了。」
我想这就是论文和散文有别，以及读者接受度的不同；散文易读易懂，读者接受度自然高，也较有耐性读完整篇。这在我写水土保持和环境绿化报导，将艰涩难懂的资料，化为和蔼亲切的散文报导时，早已深深体会到了。
˙ 红笔蓝笔的眉批修改
除了在中华日报《气功不神秘》每周的专栏之外，我写的每一篇稿子，都给高先生看过。非常感激他，他对我写的文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逐字的琢磨再琢磨，检讨再检讨，所以篇篇都经他用心的字斟句酌和大力修整。那时我还未用电脑写作，全是爬格子的手写稿。我的字迹尚称娟秀，很易辨识，读来一点都不费力。
常常我觉得写得很顺也很有条理的文稿，给他看过交回给我时，都会吓我一跳。因为每张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他修改过的字迹，还记得「沆瀣一气」这个成语，我就是在他修改的文字中学到的。
当时每拿回布满了高先生修改手迹的稿纸，当下都不知从何读起，因为不仅是字词的修改，前后句的调动，还有段落重新分配，都在他修稿的范围内，可想而知，要看懂他改那里，得从他箭头画出去的空白处寻找，整张稿纸充满画来画去的线条，看得我眼花撩乱。看到这样的文稿，我没有不高兴，反而觉得神奇，没想到高先生竟是如此细心和认真的人，他是大忙人，竟能为我写的一篇篇文稿花如此多的心思和时间，细读细审和细细修改，真是让我佩服不已！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拿到修改稿后，我回家花了许多功夫和时间，将高先生修改来修改去的来龙去脉循线找到，弄清楚后，重新誊写一遍，再以新稿呈给他过目。几天后他将文稿还给我时，再一次吓我一跳，因为稿纸上又布满他密密麻麻的修改字迹，太神奇了！高先生真用心！已大大修改过一次的文稿，还能有这么多需要改的地方！我虚心接受，回家后再费九牛二虎之力，弄清楚高先生的思路，将文稿重新誊写一遍，再呈给他看，心想应该改得差不多了！但是稿子回来后，仍有修改之处，第四次仍是如此，但一次比一次修改的地方少了，最后一次就只改了几个字。文稿总算定稿。我在每次重新誊写时，总是跟高先生一样细细去琢磨文中的句子，思考他为何会修改此处，修改前和修改后有甚么不同的境界，对于提升我在写作时的用词用句起了莫大的作用，让我从此下笔更为谨慎。
记得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写的第一篇文稿，拿去请教地理的骆侃老师修改，骆老师的中文底子好，亲切的帮我看了稿子，直赞美我写得不错。那是一篇迷你小说，篇名是〈小英的故事〉，后来刊登在花莲救国团的刊物《花莲青年》上，是我第一篇对外投稿的的处女作。初中毕业时，英文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题了「谨言慎行」四个字。我年纪虽小，但对这句话非常有感，因为那时我开始在全国的学生刊物、各报刊杂志上投稿，引起学校老师们的注意和鼓励。英文老师题的这四个字，是他对我的期许，也成为我一生在待人处事和写作上的座右铭，对我影响深远。除了骆老师，高信疆先生是修改我文稿的第二人，他在我的文稿上所花的心思和时间更大更多，让我感恩不尽，他是影响我的文字和写作上重要的人，是良师也是益友。
还记得，崔玖教授在报上写的专栏，「文经社」要出版《白袍下的悲欢》一书，高先生答应为此书写序。但经一催再催三催四催，终于在两年后交稿。而崔玖教授和「文经社」吴荣斌社长，竟耐心的一等再等三等四等，终于等到了这篇序文，于两年后出版此书。
高先生为「慈济」所做的，人人皆知且感恩。他为「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和「圆山诊所」所做的，都一样倾其所能的付出，值得书写。之后高先生去了香港《明报》，再去北京。高先生离开「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后，我仍留在那，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又完成了《崔玖跨世纪》和《花精与花魂》二书，交由「心灵工坊」出版，都是与崔教授合作完成的。
高信疆先生逝世已15年，每想起那一段共事的日子，总觉得有一分深厚的缘在，令人难忘。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如新，那身影也是永难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