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請閉嘴：新加坡的附庸式「新聞自由」
感谢川普炒热「假新闻」议题，星国政府现在多了一个能更加严管内容产业的托辞。 图／美联社
4月初，马来西亚率先全球通过禁止「假新闻」的法案，未来在知情情况下制造、散布「假新闻」者，最高可能面临6年有期徒刑，而在大马旁边的「狮城」新加坡，也如火如荼展开对于「假新闻」的打击。尽管这个岛屿国家从未停止对于新闻内容的审查，不过感谢川普炒热「假新闻」议题，星国政府现在多了一个能更加严管内容产业的托辞，对于这个新闻学者认为，网路媒体业本就不比马来西亚发达的国家来说，恐怕是雪上加霜。
「社会稳定」一向是新加坡治国的基本逻辑。今年1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脸书上指出「假新闻」对于社会秩序的危害，提及1969年马六甲就曾因谣言而造成数百人死亡的种族暴动；星国国会不久也通过决议，设立「线上蓄意假消息」的10人特选委员会来处理这个议题。
在3月22日的公听会中，特选委员会找来Google、Facebook等多家科技公司的代表出席，征询他们对于打击线上假消息的作法。Facebook代表认为，新加坡已经有诸多法令限制「仇恨言论」、「毁谤」及「假新闻散布」，若再制订新的法律，可能会阻碍社群媒体平台透过自身机制来解决相关问题的现有渠道。
不过，比起接受Facebook代表的谏词，新加坡内务部长尚穆根却「老辣」地连结起当时Facebook个资外泄的「剑桥分析丑闻」，将场子变成星国阁员训斥Facebook亚太区高层米尔纳的法庭讯问，把资料外泄一事与无心管控假新闻混为一谈，模糊焦点，引发网友热议。
Facebook个资外泄的「剑桥分析丑闻」，被星国政府拿来与无心管控假新闻混为一谈。 图／美联社
接着在29日的公听会上，尚穆根再次杠上牛津大学的新加坡籍历史学者覃炳鑫。覃炳鑫指控，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就是制造「假新闻」的元老——李光耀政府——于1960年代，打击异议分子的「冷藏行动」，透过制造「假新闻」，将政敌塑造为共产主义份子，打压言论自由、逮捕异议份子。随后，尚穆根为此与覃炳鑫展开长达6小时的马拉松式辩论，话题再度失焦。
眼见覃炳鑫独自坦下星国政府对其的文宣式攻击，美英澳等地的学术界共133余人签署连署书，支持覃炳鑫，连署书写道：
随后，星国主要媒体就以覃炳鑫只是「牛津大学的助理研究员」而不是「正式雇员」来聚焦这名历史学者，表面上是厘清他的学术背景，实际上是要透过贬低覃炳鑫的学术可信度，将其打为「虚假讯息」制造者。
除此之外，许多受邀出席的公民团体代表也都抱怨，他们受邀出席假新闻立法公听会，却没几分钟可以发言，抑或者发言遭到扭曲，形同抓他们去背书。
尚穆根（左）杠上覃炳鑫（右），长达6小时的马拉松式辩论让话题再度失焦。 图／Gov.SG
覃炳鑫指控，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就是制造「假新闻」的元老。李光耀政府1960年代的「冷藏行动」，透过制造「假新闻」，将政敌塑造为共产主义份子，打压言论自由、逮捕异议份子。 图／路透社
▌Garmen-say-so media...（只报政府说）
早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呼吁新加坡国人要团结，才能让这个蕞尔小岛从险峻的政治环境与天然条件中脱险，逐步迈向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在这样的逻辑下，民主化自头至尾都不是新加坡首要追求的目标，相反地，民主这种无近利可图的高尚价值，只能是国家稳定成功后才能关注的遥远目标。
民主社会中，所谓「第四权」的媒体，在新加坡也就不全然是扮演监督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要与政府「合作」，促使社会稳定与经济成长。
1967和1974年分别生效的〈不受欢迎出版法〉（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和〈报业与印刷法〉（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在这个思想脉络下，对传统媒体的发展祭出了种种限制，以确保媒体不会跨越政府的底线，散布政府认为会伤害公共秩序与和谐的讯息。
〈不受欢迎出版法〉中明定，出版物所含资讯，如果主管机关认定会让读者堕落或腐化，那样的出版物将被视为「伤风败俗」（obscene），而如果包含性、犯罪、惊悚、残忍、暴力或吸毒等内容，或者包含会促发种族、宗教仇恨或敌意的内容，也都可能构成「不良」（objectionable）出版物，面对这些政府认为新加坡社会不欢迎的出版品，主管机关有权力禁止其在星国流通、进口或贩售。
而〈报业与印刷法〉则管控了媒体业，没有政府执照的业者不能够办报，媒体执照每年更新一次，股权结构需要主管机关批准，外国媒体也不能随意在新加坡发行刊物。
早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呼吁新加坡国人要团结，才能让这个蕞尔小岛从险峻的政治环境与天然条件中脱险，逐步迈向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图／美联社
星国政府对外媒的打压，其中最「享誉国际」的当属1987这一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因为一篇评论星国政府证券交易政策的文章，遭政府认为是「干预内政」，勒令将合许发行量从5,000份削减到400份，随后《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干脆宣布停止其在星国的发行，并发布声明砲轰星国政府，表示无法接受新加坡政府以发行量来交换媒体的自我审查。
同年，总部设在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亦因为报导李光耀逮捕22名宗教与政治家，指李光耀破坏了罗马天主教结构，而遭到李光耀控告毁谤，核准发行量从1万份大砍到只剩500份，并且只能贩售给政府核准的销售名单。隔年，《远东经济评论》也因为无法接受由政府决定客户一举，宣布在新加坡停止贩售刊物。
类似的事情一再反复出现，2010年《纽约时报》集团也因为旗下媒体指涉李家父子为「亚洲政治王朝」，最后除了道歉外，还要赔偿星国政府11.4万美元。于是基于商业考量，为了让自家媒体来年还能在新加坡有生意做，媒体自我审查以求能继续拿到执照的现象早已不是新闻。外国媒体尚且如此，遑论没其他地方可跑的星国媒体，只能乖乖听命于政府。
面对新加坡媒体非常商业化，但同时却又受到政府箝制的矛盾，学者们给了一些称呼，像是「政府如是说新闻学」（government-say-so journalism）、「受控制的商品化」（controlled commodification）或甚至「权力控制狂的谜团」（megalomaniacal puzzle）。但似乎再多的理论语汇都不足以描述星国政府对于媒体「走钟」的恐惧，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18年的全球媒体自由指标评比，新加坡是180个国家中的第151名。
1987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因为一篇评论星国政府证券交易政策的文章，遭政府认为是「干预内政」，勒令将合许发行量从5,000份削减到400份。图为示意图。 图／路透社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在2017年底针对新加坡发布的观察报告〈杀鸡儆猴：新加坡对自由言论和集会的打压〉中指出，随着纸本与广播媒体受到政府有效管控，非主流意见转向网路平台，但星国政府也开始强化管制内容平台，前述的「线上蓄意假消息」委员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会议中，早已有多国对于新加坡政府箝制媒体自由的作法多有疑虑，比如2016年的会议，拉脱维亚就提交意见，指出星国应「审查媒体法律，使其与国际人权中表达自由方面的标准相一致」，而捷克也建议：
然而作为受审查国，新加坡的代表则反过头指责西方国家偏向自由主义、但政策却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星国甚至还督促理事会：
早有多国对新加坡政府箝制媒体自由的作法多有疑虑，但星国反过头指责西方国家偏向自由主义、但政策却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 图／美联社
▌含泪坚持的新加坡特色自由主义......？
新加坡台面上能见到的大媒体几乎都由「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SPH）和「新传媒集团」（MediaCorp）所控制，尤其自2000年开始，2个报业集团被允许交叉持股下，新加坡的传统媒体除了有不同语言的媒介外，原则上没有多大的差异。
面对国内事务星国媒体只能当个鹦鹉传声筒，报导国外事务的观点评析倒是力度大一些，不过随着社群媒体占据了愈来愈多人的生活，新加坡人的语言优势让他们根本不需要仰赖国内传统媒体掌握国外事件，甚至在国外媒体中反而能看到观点不同的国内报导，如此一来，新加坡社会对于本国传统媒体的仰赖程度也就更显著的低上许多。
随着广告商转战社群媒体，传统报业的广告收入大幅降低，MediaCorp旗下的《今日报》（TODAY）决定停止发行纸本刊物后，让SPH决定抛售股份。尽管MediaCorp宣称：将借此转型为完全的数位媒体，达到「媒体景观的自由化」，摆脱原大股东SPH对媒体的指手画脚；不过对于新加坡评论家Carlton Tan来说，MediaCorp的媒体自由化只是空话。
MediaCorp目前回复至百分之百由「淡马锡控股」掌握，而淡马锡控股是一间新加坡政府百分之百持股的控股公司，执行长是总理李显龙的妻子何晶；SPH的董事长李文献过去长达20年的时间曾担任执政党的内阁阁员，使得SPH的官方色彩亦相当浓厚。在把持新加坡大多数媒体的2大集团，都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情况下，星国媒体也就更难冲破媒体自由的官方防线。
MediaCorp目前回复至百分之百由「淡马锡控股」掌握，而淡马锡控股由新加坡政府百分之百持股。 图／美联社
一直以来，新加坡政府有意识地拣选了西方世界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重新形成一套带有「亚洲特色」（新加坡特色）的价值体系，透过对于岛国生存危机的集体焦虑，让人民愿意牺牲他们「部份」的自由，来换取政府报赏给他们的经济果实。
2013年，修改的〈广播法令〉规范网站同样需要取得政府执照，取得执照的网站需要按照当局颁布的〈互联网运作准则〉（Internet Code of Practice），否则就会如同网站「真实新加坡」（The Real Singapore），在2015年，被指控为了博取点击率，刊登「煽动本地外国人与新加坡人仇恨情绪」的文章，而被政府勒令关闭。
星国长期以来对于媒体发展的箝制、或是「照顾」，现在反倒成为媒体业在数位化时代的绊脚石——做国际议题话语权抢不过欧美英文媒体，做华文内容比不过港台五花八门的媒体产品，真正可以做出市场区隔的本地议题，却绑手绑脚，那么作为新闻从业员到底还可以做出什么卖得出去的内容？
「言论自由已死。」2013年在芳林公园，以墓碑抗议政府核发网站执照的新法规。 图／路透社
面对为了打击假新闻而即将更紧缩的言论限制法令，星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媒体产业造成的商业压力，执政党议员指出，当局正寻求同时兼顾「政府管制」与「市场友善」的方法，以让新加坡维系其「资通讯枢纽」的地位。
但如同Carlton Tan在少数逃过政府勒令关闭的新加坡非官方网站The Online Citizen撰文质疑，当媒体只是报导了人民日常生活对于地铁故障的抱怨，就能引来一国的交通部长痛斥媒体唯恐天下不乱，新加坡的媒体业究竟多大程度上有所进步？
他写道，显然执政当局想像的「媒体自由化」，和呈现多重异议观点没有任何关系，对于这些报业巨头来说，「媒体自由化」指的只是如何在避开引发政治争议、侵害执政党利益的前提下，吸引读者的眼球罢了。
当局似乎预设了，新加坡现在的建国二代、三代、四代，会愿意如建国一代那样，对故障的地铁，或是日渐拥挤的城市等问题闭上他们的眼睛——相忍为国，然后享受「非关政治」的媒体娱乐。
只不过，在新闻自由化的浪潮下，现在的新加坡，还是李光耀时代、那个乖乖闭嘴跟随政府的新加坡吗？
现在的新加坡，会愿意如建国一代那样，对故障的地铁，或是日渐拥挤的城市等问题闭上他们的眼睛——相忍为国，然后享受「非关政治」的媒体娱乐吗？ 图／美联社